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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显祖的同时人沈璟（一五五四——一六一一），曾改编《牡丹亭》，变动了一些不合音律之处，引起汤氏的不满，双方展开论战。沈氏是吴江人，因而形成临川派与吴江派的争论。沈璟辞官乡居二十余年，自号“词隐生”，作有《红蕖记》、《义侠记》、《博笑记》等传奇十七种，称《属玉堂传奇》。内容多写和尚、道士、商贩、小官吏等下层社会的活动，与才子佳人戏不同，但立意仍在宣扬纲常伦理，维护理学传统。在戏曲理论上，主张“合律依腔”（《博笑记附词隐先生论曲》），认为传奇文字，第一要求是腔调合乎规律，不能演唱起来不顺口。第二才是要有文采，但不可因文采而破坏韵律。第三语言要通俗易懂，不必追求典雅骈丽，汤显祖强调他的传奇的不可更动性，不合律的地方也不能改，他是用文字立意，内容比格律更重要，强调形式服务于内容。汤、沈之争，各执一端，从戏剧创造来说，内容与韵律当然都是重要的。
吴江派里出现几个戏曲理论家，沈璟的学生兼友人吕天成撰著传奇、杂剧十九种，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写成《曲品》，评论九十五位作家、二百十二部作品，遵从沈璟的理论，以合律与否作为评价作品的主要标准。王骥德，天启五年（一六二五年）作《曲律》，认为写剧本要重视布局与剪裁，文字要有可读、可唱、可解的特色，用典要恰到好处，不可堆砌。调和汤、沈之争，认为音律和辞章都重要，不可偏废。
明清之际苏州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传奇作家，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丘园、叶时章，马佶人、朱云从等，他们生于乱世，都比较重视现实生活。李玉（一五九一———六七一年？），别号苏门啸侣，斋名一笠庵，编成《北词广正谱》，又作《清忠谱》、《一捧雪》、《占花魁》、《万民安》等传奇四十种。《清忠谱》表演天启间苏州民变。东林党人周顺昌被捕遇害，苏州民众以颜佩韦为首与魏忠贤党人拼死搏斗。《一捧雪》写严嵩之子严世蕃强夺他人财物等罪恶，与《鸣凤记》有异曲同工之妙。朱佐朝撰著《渔家乐》，抨击东汉外戚梁冀。张大复编著《寒山堂南曲谱》，所撰《天下乐》，写钟馗嫁妹故事。叶时章作《琥珀匙》。朱素臣作《十五贯》、《秦楼月》、《未央天》等传奇。《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歌颂明朝知府况钟平反熊氏兄弟的冤案，辛辣地嘲讽了固执己见的县官过于执草菅人命，暴露了晚明官场的黑幕。
《圆圆曲》作者吴伟业，又作有传奇《秣陵春》、杂剧《临春阁》、《通天台》。《秣陵春》写南唐亡后，李后主、黄保仪鬼魂撮合南唐大臣徐铉之子徐适与南唐临维将军黄济之女黄展娘的爱情故事，借以寄托对亡明的哀思。
李渔（一六一○——一六八○年），祖籍浙江兰溪，游历四方，居住南京、杭州时日较多，集戏曲理论家、作家、导演、演员于一身，著述丰富，有《闲情偶寄》，其中《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有关戏曲美学的论述，后人编为《李笠翁曲话》（《李笠翁剧论》）刊行。它讲戏曲创作的规律有六条：一是结构，提出“立主脑”说，确定主题、情节构造和结构安排应统一考虑；二是词采，提倡“贵显浅”，即戏曲语言要通俗，适合舞台演出；三是音律；四是宾白；五是科浑，要雅俗共赏；六是格局，戏中的冷热场次要安排得当。自撰传奇称《笠翁十种曲》，在内容上立意不高，未能摆脱宣扬忠孝节义的窠臼。
“纵使元人多院本，勾栏争唱孔、洪词”（金植：《巾箱说卷》）。孔是《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一六四八——一七一八年），洪是《长生殿》撰人洪昇（一六四五——一七○四年），他们在清初剧坛都有巨大的影响。洪昇，钱塘人，国子监生，所写传奇还有《回文锦》、《回龙院》等，杂剧《四婢娟》，诗集《稗畦集》、《稗畦续集》。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友人为他庆祝生日，在家中演出《长生殿》，时值佟皇后丧期禁止娱乐，洪氏及听戏的诗人赵执信、赵征介等五十余人获罪，被革除功名，“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洪氏也穷愁潦倒，晚年应江宁织造曹寅之约，到南京连看三天全部《长生殿》，在回乡途中落水而死。《长生殿》传奇写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主题思想则是揭示李、杨的沉溺于侈靡，带来衰乱，隐喻亡明之痛。
孔尚任，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国子监博士、户部员外郎，康熙中参加治黄海口工程，到过南京、扬州等地。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写成《桃花扇》，次年进京演出，轰动一时。《桃花扇》描写明末复社文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恋爱故事，重现了南明弘光政权的衰亡史。《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剧中揭露弘光朝朋党林立，权奸当道的腐败，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的荒淫，讴歌了李香君等社会下层人物和史可法的抗清斗争以及侯方域的降清求荣。剧中演出的故事都是观众经历过的实事，演出后，确曾使人“感慨涕零”，悲愤交加。《桃花扇》遂成为久演不衰的名作。孔尚任有《湖海诗集》、《岸堂文集》传世。
蒋士铨（一七二五——一七八五年），江西铅山人，翰林院编修，扬州安定书院山长，以善作诗文著名，有《忠雅堂文集》。撰有杂剧《一片石》、《第二碑》，传奇《冬青树》、《空谷香》、《临川梦》等九种，合为《藏园九种曲》。《冬青树》写文天祥舍身取义和南宋灭亡的故事。《临川梦》写汤显祖怀才不遇，从事戏曲创作，并将娄江女子俞二姑读《牡丹亭》哀伤而死，以及《临川四梦》中的一些情节与汤显祖联系起来，在戏剧中塑造了汤显祖的形象。蒋氏剧作情思感人，据说在扬州写剧，戏班争先上演。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黄图珌曾依据宋人话本《西湖三塔记》及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小说，写成《雷峰塔》传奇，演述白蛇与许宣的故事，把白娘子写得妖气十足。与此同时，民间艺人也有《雷峰塔传奇》问世，白娘子纯真可爱，勇敢善良。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方成培编成《雷峰塔传奇》，继承了民间艺人塑造的白娘子形象，广为流传。
清代戏曲在各地形成多种声腔，昆山腔和弋阳腔最为流行。昆山腔又称昆曲。弋阳腔又称高腔，传入北京后，习称京腔。乾隆时，各地官商为庆祝皇太后和皇帝寿辰，纷纷组织各地方戏曲入都献技。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年），扬州盐商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寿诞，组织徽班三庆班进京。三庆班以唱徽调（二簧调）为主，兼能昆腔及其他声腔。随后，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相继进京，合称四大徽班。徽班吸取昆曲、京腔及地方声腔，丰富了表演艺术，逐渐成为京都盛行的剧种。道光时又吸收汉调，形成近代的京剧。
（四）绘画与书法
一、绘画
绘画在明精两代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
画院及宫廷绘画——元代官廷没有设立画院，明代继承两宋旧制，在宫廷设立画院。但在编制上与宋代的翰林图画院有所不同。清代不设专门的画院，只有内廷供奉、内廷抵候等官职。宫廷绘画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图绘帝王业绩，歌颂功德。《康熙南巡图》、《南巡盛典图》及《雍正平准战图》等都是成功的代表作。
山水画——明清山水画在各类绘画中成就最为辉煌。明代山水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前期由明初至嘉靖，主要是以戴进为首的浙派山水画。这一派迎合统治者的意趣，摒弃“元四家”那种幽淡枯寂的画风，有意识地倡导南宋院体画苍劲浑朴的画法。戴进（一三八八——一四六二年）的画，水墨苍劲淋漓，斧劈破法的应用恰到好处，所作《春山积翠图》、《金台送别图》等均为浙派山水的代表作。吴伟在浙派山水中另辟蹊径，形成浙派支流江夏派。中期自隆庆至万历，吴门派绘画倡行天下。吴门派多是士大夫出身，由于官场失意，安于恬淡闲静的生活，画中透露出明显的“书卷气”和道家倾向。这一派主要代表有沈周、文徵明和唐寅。沈周是吴门派创始人，文、唐二人都曾从他学画。所作画笔锋所指，力透纸背，又具有简洁含蓄的艺术感染力。文徵明的画多状写江南风光，早年秀丽，中年粗放，晚年兼二者之长，神采气韵独步一时。唐寅的山水画变化巧妙，令人有可游可居之感。此外漆匠出身的仇英，山水画浓重艳丽，讲究法度，富于装饰风味，别有一番天地。万历之后是后期，也是明代文人山水画最发达的时期，当时有董其昌、莫是龙、陈继儒、赵左等所谓“画坛九友”，尤以松江华亭人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年）最为杰出。他的画兼采前代众家之长，笔与神合、气韵生动，为明末文人山水画的集大成者，对清代许多著名画家有重大影响。
清代山水画，清初至乾、嘉时期不断有所发展。清初，以“四大高僧”为代表，强调解脱、创新，与“四王”为代表的临摹古人的“正统派”相对立。“四大高僧”，是弘仁（一六一○——一六六四年）、凭残（生卒未详）、八大山人（一六二六——一七○五年）和石涛（一六四○——一七一八年）。弘仁，俗姓江名韬。明亡削发为僧，寄兴自然，云游各地，往来于黄山、天都之间，作《黄山真景册》五十幅，笔墨苍劲，开新派之先河。髠残师法“元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