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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宗、孝宗时停废一半以上。铜产量，在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曾达到年产一千四百多万斤，超过英宗时一倍。南宋时铜矿减少，主要依靠黄铜（又称铺石。鍮音偷tōu）生产。黄铜是铜和锌的合金，北宋禁止民间生产。南宋大量生产黄铜，一一六二年达到五百一十八万多斤，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是使用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法，产胆铜一百八十七万多斤。北宋时大量采炼铅、锡。神宗时，铅年产九百十九万斤，锡二百三十二万斤，是宋朝的最高纪录。孝宗时，铅产量十九万多斤，锡只有二万多斤。铁是制造兵器所必需，但铁矿十分之九都在北方。南宋用提倡民间采炼和改进冶铁技术的方法，尽力增加铁的生产。高宗时，曾达到年产二百十六万多厅，相当神宗时年产量的十分之四。
南宋手工业各部门的成就，是广大手工业工人的劳动成果。和北宋一样，南宋的手工业仍然有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等几种封建的经营方式。
兵器制造全由南宋宫府严格控制。高宗时，设立御前军器所，由宫营的作坊制造兵器，有兵匠二千人、杂役兵五百人，另有征发的民间工匠若干人。孝宗备战，役使工匠达五千七百多人，又从各州军调拔兵士一千多人。工匠分军匠、民匠两种。民匠是各地按照簿籍轮流差派，每四十天一轮换。由官府发给低微的工值和往来路费。还有很多是远乡农民，“离家失业，不无愁叹”。在军器所受到严重的压迫，出入要被“搜检”。监官们还往往强迫工匠为他们服私役。
官营的矿冶业，仍由朝廷派遣监官管理，差调兵士和招募民间坑户生产，给以工值。如铅山铜矿，坑户采炼铜一斤，给工值二百五十文。坑户因工值过低，往往散走。
和北宋相似，制瓷、造纸和矿冶等部门，都有大量的私营手工业作坊。南宋因矿冶衰落，鼓励民间采炼，因而出现一些新现象。高宗时，曾采用神宗一度实行过的制度，金银矿由民户采炼，官府抽取二成，其余由坑户自己出卖。孝宗时，建宁府松溪县坑户采矿炼银，官府收三成，坑户得七成。福州的铁矿，官府收二成，其余八成也由官府拘买。这显然由于铁是南宋迫切需要的产品。这些私营的矿冶，都由官府派官监督生产。所谓坑户，一类是当地土豪，从官府取得采炼权，奴役工匠劳动，从中剥削取利。另一类是劳动工匠，他们象佃客遭受分成租的剥削一样，遭受着官府的直接剥削。
高宗、孝宗时，福州还有一些铜、铁、铅矿，由所谓“有力之家”的坑户向官府承佃经营，交纳定额的税钱。专门从事冶炼的炉户，也出现定额税制。如福州七十二家炉户，按高炉、平炉、小炉的不同，向官府交纳不同的定额税。
遍布于广大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仍然以纺织为主。生产的纺织品主要用来交纳赋税和偿付地主的高利贷，再有剩余，才能自己支配。北宋时出现的以从事纺织为主的“机户”，南宋时有逐步增多的趋势。官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拘占”。如秀州华亭、嘉兴、海盐等县的机户，常被官府征调去，织造盐袋。成都府的机户，被官府强迫集中到官营的锦院织锦。在南宋官府的种种压榨下，机户不但难以发展，而且难于继续存在。如常州原有很多机户，织“晋陵绢”，后来即逐渐消失，晋陵绢也不再生产。
随着南宋对矿冶的提倡，一些矿区附近的农民，也兼营冶炼。如渲川府路的铜山县，有农户二百家，在农闲时，入矿采铜。有些地区的农民，还到较远的矿区去作工。
三、商业、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与北方早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宋、金的对立而断绝。宋、金划界后，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民间私相交易，即所谓“走私”活动，也始终不断。南方经由海路，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宋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镇——南来的首都临安，原来是吴越钱氏在隋郡城基础上扩建的周围七十里的大城。临安府户籍上的户口，到南宋末年，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四万口（包括府属各县），超过了北宋的东京。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一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严、婪、衢、徽等州运来柴炭、竹木、水果。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海鲜、水产。临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都从外地运来。人们形容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在市上出售，也运销到外地。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市上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自临安南抵闽广，北通两淮，西连四川，各地市场加强了联系。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同行业的店铺往往聚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卖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
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贵族在临安大事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街上的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杂技，说书讲史。官员、地主和商人们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乐。
临安城内外，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作分”。如碾玉作（碾音捻niǎn）、油作（油漆）、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纸作等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雇呼唤，如补锅、箍桶、修帽子、修硅、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镜子等。每天街上，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淘粪）的“出粪人”，他们都是受压榨的劳动阶层。为数众多的小商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剥，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酒楼食店里的工役，送菜稍迟，客人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走。临安街头，经常有大批失业的劳动者，“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饿死在路旁。
临安是南来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建康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商业城市。居民有二十五万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发达的大城。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长江两岸还出现了大批的镇市。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鄂州城外鹦鹉洲的南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各地货物运到这里来销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黄池镇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西南的沪州各县也有五十多个市。农村的墟市也广泛发达起来。有的墟市逐渐发展成镇市。
商行——南宋的商业组织，仍是按照行业组成商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细。
临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行又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各大城市和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和北宋一样，南宋官府也通过商行勒索货物。商户一经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单科配，强令交纳货物，有时只给一半的价钱，有时分文不给。江东诸州官吏甚至私自设行，强迫商人供应百货，比市价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压榨商人，严重束缚着商业的发展。
宋金贸易——宋、金两朝的对立，并没有割断南北间的经济联系。商业交易仍然极其频繁。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准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在南宋主要是盱眙军榷场，同金朝泗州的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便按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客商）和“小客”。货物总值一百贯以下者，为小客，规定十人为保，登记姓名，可去泗州与金人贸易。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盱眙场内，等候金朝商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往来议价，彼此不得见面。达成交易后，官府每贯收税五十文（后增为二百文，另收牙钱二十文）。
榷场贸易以外，宋、金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极多。高宗绍兴末年，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靥音业yè）、枣阳等处，都是双方民间贸易的地点。尤其是光州西边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朝的货物有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南宋商人还从海上私贩货物到金朝的山东。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朝的大臣、军士也利用职权的便利，与金朝商人私相贸易。从金朝南运的货物，有北珠、毛皮、食盐、麦曲、罗、绫、人参等，从南宋北运的物品有粮食、茶叶、布帛、耕牛、书籍、干姜等等。
海外贸易——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
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乘本国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趁东北风开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