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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宋战争和汉官势力的增长
契丹奴隶起义杀掉了辽穆宗，但起义的成果却被辽朝贵族利用了去。九六九年二月，世宗第二子耶律贤（景宗）率领侍中萧思温、飞龙使女里和南院枢密使高勋等领甲兵千人，赶到穆宗枢前即皇帝位。太宗次子罨撒葛逃入沙陀。辽朝皇权由此又转到耶律倍、世宗一系。
高勋之乱 景宗即位后，将拥立他的萧思温和高勋分别任北院和南院枢密使。萧思温封魏王，高勋封秦王，又任命他早已交结的汉人韩匡嗣（中书令韩知古之子）为上京留守。亲信贵族耶律贤适封检校太保。景宗由此组成了他的统治集团。
但是，这个统治集团的内部，又很快地出现了相互倾轧的争斗。九七○年，统领汉军的南院枢密使高勋和飞龙使女里合谋，指使萧海只、海里等刺杀了北院枢密使萧思温。在辽朝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契丹贵族内部的斗争，但汉人领兵统帅参预谋杀契丹统帅，这还是第一次。这个斗争显然带有新的特点，它反映了汉官势力的增长。
景宗处死了萧海只、海里等凶手。随即任命耶律贤适为北院枢密使，并且把即位前的待卫组成为挞马部，以加强皇权的统治。高勋、女里到九七八年才被处死。
抗宋战争 九六九年景宗即位后，宋大祖赵匡胤即领兵攻打北汉，辽出兵援汉，宋兵退走。九七四年，辽宋议和。
九七六年九月，宋太祖统一江南后，分道向北汉都城太原进军。景宗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敌烈领兵出援，宋兵败退。十一月，宋太祖病死，宋太宗赵匡义即位。九七九年，宋太宗亲领大兵攻太原。耶律沙、敌烈与宋兵战于白马岭，敌烈战死，辽兵大败。六月，北汉帝刘继元降宋。北汉是辽朝的属国，宋灭北汉，是辽朝一个惨重的失败。宋太宗乘胜向辽南京进攻。驻在南京的北院大王奚底与南京留守韩德让（韩匡嗣子）合力防守。奚底出战，南京城被宋兵围困，韩德让登城坚守，辽景宗命惕隐耶律休哥代奚底领兵。七月，耶律沙自太原退兵来援，与未兵战于高梁河。耶律休哥与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从后邀击，宋兵大败。宋太宗乘驴车仓皇逃走。韩德让乘胜出击，宋兵损伤惨重，辽兵转败为胜。
九月，辽摄（代）枢密使韩匡嗣和耶律沙领兵反攻。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随行。十月，韩匡嗣与耶律休哥等与宋兵战于满城。韩匡嗣指挥失误，辽兵大败。耶律休哥力战退敌。辽景宗下诏责韩匡嗣，赏耶律休哥，以耶律休哥为北院大王。
九八○年十月，辽景宗到南京，领兵攻宋，围瓦桥关。耶律休哥斩宋守将张师，追击宋兵，至莫州还军。
辽景宗击败了宋朝收复燕云的企图，巩固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韩氏势力的增长 蓟州玉田韩知古在阿保机平蓟时降契丹，总管汉人事务。知古子韩匡嗣在景宗时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韩德让代父匡嗣守南京，败宋兵，以功任辽兴军节度使，进为南院枢密使，权势超过高勋。蓟州韩氏日益成为辽朝汉人官员中最有权势的一个家族。
九八二年九月，辽景宗在云州出猎时病死于焦山。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受景宗遗命，立皇子隆绪（圣宗）继皇帝位。圣宗年十二，军国大事都由承天太后（景宗后）裁治。韩德让与耶律斜轸分任南北院枢密使。韩德让得承天后宠幸，又以汉人总知宿卫，加开府仪同三司，兼政事令。九九九年，耶律斜轸病死，韩德让以南院枢密使兼北院枢密使，总管契丹、汉人两院事，进封大丞相。韩德让总揽辽朝军政大权，进而赐姓耶律（先后赐名德昌、隆运），封晋王，列于皇族横帐，权位仅次于帝后。韩德让是辽朝汉人地主势力的一个代表。韩氏掌权，标志着汉人地主的势力大为增长了。
二、圣宗的改革和封建关系的确立
辽圣宗、承天后以韩德让等汉人官僚为辅佐。在他们的统治下，辽朝制度发生了如下的一些变革。
宫帐奴隶置部 原来辽朝以皇帝官帐（斡鲁朵）及皇族宫帐（横帐）大族的奴隶在辽水东捕捉飞鸟鹰鹘，编为稍瓦石烈（稍瓦，契丹语，义为鹰鹘），又在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冶铁，编为曷术石烈（易术，契丹语，义为铁）。圣宗时，置稍瓦部、易术部，与诸部并列，捕鹰、冶铁的奴隶由此取得部民即平民的地位。奚族撒里葛等三营（氏族），阿保机时隶籍宫帐为“著帐子弟”。圣宗时，也各置为部。辽朝历年来从周邻诸族，如女真、乌古、敌烈、室韦、达鲁唬、党项（唐古）西俘掠到大批的奴隶，隶属于宫帐斡鲁朵。圣宗时分别设置为三十四部。隶属于宫帐的鼻骨德户，分设两部。这些原处在宫帐奴隶地位的俘户奴隶都由此成为部民，分统于北府和南府。圣宗时新征服的五国部（剖阿里等五部）和回鹘等的民户，也不再编为宫帐奴隶，而分别设部统治。被征服的奚族，则改编为六个独立的部落。
投下州县赋税 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为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据《辽史·食货志》当始于圣宗时）。投下俘奴由此演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九九五年，诏令诸道民户，自穆宗以来被“胁从”为奴隶者，“仍籍州县”。隶属州县，即不再是奴隶主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部分寨堡的民户，迁置州县垦殖，如“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从事农耕。山前后未纳税户迁于密云、燕乐两县“占地置业”，交纳赋税，被称为“私田”。又募民耕滦河一带的荒地，十年以后才开始收租，称“在官闲田”，即朝廷所有的荒田。耕私田和闲田，都要“计亩出粟，以赋公上”。西北沿边各地设置屯田垦耕，在屯民户“‘力耕公田，不输税赋”，即不再向朝廷输税，积粟供给当地军饷。在屯户实际上是为朝廷服力役的农奴。
刑法 穆宗时刑法严酷，承天后、圣宗放宽法令，改定十多条。一○○六年，下诏：主人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其奴婢（家奴）不得告首；如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官府），主人不得擅杀。依据这一改定的法令，家奴仍处在受奴役的无权的地位，但奴隶主已不能任意屠杀。旧制：夷离毕掌刑狱，圣宗时北南院枢密使开始自理讼事。一○二六年，圣宗下诏说：“我们国家因有契丹、汉人，所以用北南二院分治。……如贵贱异法，必然生怨。如今小民犯罪，必不能向朝廷申诉，而皇族、外戚（后族）可以行贿苟兔。今后，贵戚因事被告，不论事情大小，都令所在官司案问，具申北南院复问，得实奏闻。”这个诏令，多少削弱了契丹贵族对“小民”和汉人的某些特权。在此以前，又将汉人与契丹人斗殴至死、治罪轻重不同的旧律，改为同等治罪。契丹人犯十恶大罪，也按照汉人法律制裁。
捺钵（捺音纳nà） 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渔猎。辽朝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称“捺钵”（《辽史》释“行营”，宋人释“行在”）。大抵到圣宗时，四时捺钵才开始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泊捕鹅，混同江钩鱼（或在鸳鸯泊）。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避暑、张鹰。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广平淀，猎虎。辽帝去捺钵时，契丹大小内外臣僚随从出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也有少数官员扈从。夏冬并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夏冬捺体因此又是辽朝决定军政大事的中心。
至圣宗时，汉族的封建文明已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又善吟诗作曲。后族萧合卓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充南面林牙（翰林）。四时捺钵制，使契丹贵族在接受汉文明的同时，仍能不废鞍马射猎，保持勇健的武风。契丹不象前世北魏的拓拔、后世金朝的女真那样由汉化而趋于文弱，四时捺钵制是有作用的。
辽圣宗时，先后出现的多方面的变革，显示契丹族的历史正在跨入一个新时期。此后的辽朝，虽然仍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对外作战俘掠和宫户、私奴），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辽朝由此形成它的全盛时代。
三、对外战争和国势的扩展
奴隶的解放和契丹封建制的确立，显示辽朝国力的增强。承天后、圣宗统治时期，辽朝频繁地展开了对周邻各族的战争，进一步向外扩展了它的势力。
对宋战争 圣宗即位后，九八六年三月，宋太宗分三路进兵，再取燕云。曹彬等军出雄州道，田重进出飞狐道，潘美、杨业出雁门道。宋军连克歧沟、涿州、固安、新城。辽兵败于田重进，飞狐关辽军降宋，潘美连克衰、朔、应、云等州。承天后与圣宗至南京（幽州）督战，调集各地重兵反攻。四月，耶律休哥军复涿州、固安。五月，辽军在歧沟关大败曹彬，宋军奔高阳又被辽师截击，死者数万。六月，耶律斜轸军复朔州，擒宋将杨业。云州等地宋兵都弃城而走。辽军获得全胜。
九九九年，圣宗再次亲率大兵南下。十月，在瀛州大败宋军，擒宋将康昭裔，进据乐寿县。攻遂城，又败宋军。次年正月，还师南京。一○○二年，再度南侵。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