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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五至十册)-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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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明继位,停止对宋作战,派遣使臣商谈同宋朝恢复贸易。一○○六年(真宗景德四年),宋朝正式允许通市,宋朝官方的货品单中,收购的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输出的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德明每年派人以羊、马在边界与宋人贸易,规定按交易数量为赏罚,有时还杀死贸易不力的使人(《东坡志林》)。
  宋朝缺乏战马,需要买进西夏的马。一○四五年,宋仁宗出内藏库绢二十万匹买马于府州、奇岚军。一○五五年,又以银十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西夏因战争的消耗,有时也要向吐谷浑及其他党项人买马。德明卖马给宋,元昊说:“以马资邻国,已失计矣”。不过并未禁止输出马。
  宋朝输出的商品中,粮食是大宗,但主要通过沿边农、牧民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茶也是大宗,大多通过岁赐和交换马的方式输出。西夏很需要宋的金属品(铜、铁、锡、钱币等),但宋朝常加限制。
  西夏同宋贸易有多种形式。一种是通过进贡的形式。夏以名义上称臣的方式,向宋进贡马、驼等,换取宋的回赐。一○○六年,宋朝一次赏给德明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元昊称臣,宋的岁赐达银七万二千两,绢帛等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这实际上是一笔数字巨大的贸易。德明派进奉使赴东京,同时要求购买所需货物,实际上是以进奉为名做买卖。起初,使者出入民间没有限制。元昊时宋规定设馆舍招待,由官方主持贸易。金朝也采取相似的办法,使人入境,可以同富商交易;到了京师,可以留在会同馆互市,甚至金朝的外戚大臣也参与买卖,贸易大为开展。
  夏、宋商民的大量贸易是在官方设立的榷场进行。一○○二年,继迁自己在灵、夏二州蕃族屯聚的赤沙川和橐驼口,分别置会(市场)同熟户贸易。一○○七年,宋朝正式在保安军置榷场,除官市者外,其余货物民间可自由交易。一○二六年,并、代部署司也开设了西界和市市场。一○四四年,元昊要求恢复夏、宋通市,宋朝开放保安军和镇戎军的高平寨市场。两年后,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次年,又通河东银星和市。此外,还有绥州界年的抚宁和市场、环州以北的折姜会市场等。一○六○年,宋朝在秦州古渭、永宁寨、原州、德顺军置场买马,由京师每年支银四万两,绸绢七万五千匹充马价,每年买良马达八千匹,仅古渭寨一地每年就用钱十余万缗。宋朝在这些地区购买的马匹主要当来自西夏。每逢西夏发动侵掠和边界纠纷时,宋朝常以封闭市场和禁通贸易相威胁。和好时,夏遭饥馑,宋朝也取消粮食出口的禁令。市场的开闭,常常是为了适应宋对夏政治斗争的需要,经济上并不看重它。夏国依赖和市“如婴儿之望乳”,所以宋朝能以此胁制夏国。宋、夏通好时,双方人民都欢迎开市,出现“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的盛况。
  另一种是私市。宋、夏关系恶化时,宋就禁绝一切贸易。但法禁稍一松弛,夏人就同边民私下交易,日夕公行,所以西夏即使失去岁赐,靠互市之利还可维持。宋朝的诏书也承认,累戒陕西、河东诸路禁止边民同夏人交市,但“颇闻禁令不行”。甚至边防军官也同夏人贸易,无法断绝。夏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禁令严格时,就将大段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换取粮食。德明时,还常派人携带违禁商品从小道到边境私市。麟、府州汉民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去夏州境内所设榷场贸易的。
  夏对辽的贸易比对宋规模小得多,市场在西京西北的东胜、天德、云内、银瓮口等处,后来金朝也继续开放这些市场。在关陇地区,金开设了环州、保安军、兰州、绥德等榷场。辽禁止夏国使臣沿路私市铜、铁,后又禁止边民卖铜、铁给夏国,并严禁夹带交易。
  夏国在西边同回鹘贸易。回鹘的商品主要是珠、王,还有棉织物、丝毛织品、药材、香料、镔铁刀、乌金银器等。这些货物主要是通过夏国贩往来、辽和金境年,夏国边将和官吏从中取十分之一的过境税,然后又以珠、玉交换中原的丝帛。 
五、货 币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夏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一○三八——一○四八年)通宝,此外还有大安(一○七五———○八五年)、贞观(一一○一——一一一三年),大德(一一三五——一一三九年)、乾祐(一一七○——一一九三年)和天庆(一一九四——一二○五年)等。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一○六九——一○七四年)和大安宝钱。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一一一九——一一二六年)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一一四九——一一六九年)、乾祐、天庆、皇建(一二一○——二一一年)、光定(一二一一——一二二三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了辽钱。 
天盛元宝 乾祐元宝 乾祐宝钱 天庆宝钱
西夏铜钱
撉房畹上反映的西夏货币使用情况 
(二)文化概况
一、文 字
  西夏建国时,夏景宗元昊和野利仁荣等创制西夏文字,称“国书”。野利仁荣演绎为十二卷,是西夏最早的一部字书。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方整。字体也有草书、隶书、篆书。文字结构有全、左、右、干、头、下等区别。字体的创制,多用汉字六书的会意法。如闪为电傍、霹傍。也有以类相从法,如属于丝织品的字自成一类。西夏文中还有时直接借用汉字,如圣字,字义和读音都作圣。但西夏文字多用左撇,无直钩,这又与汉字不同。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夏国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也为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西夏国书创制后,公私文书都用国书书写,但汉字仍在夏国通行。夏国给宋朝的文书,多用西夏文和汉文并列书写。夏国铸造的钱币也有国书和汉字两种文字。惠宗秉常时铸造的夭赐宝钱、大安宝钱都是两种字同时并列,以利于在各民族间流通。现存西夏碑刻。
  如一○九四年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也是西夏字和汉字同时并列刻石。西夏国内,汉族居民和党项族居民长期共处,两种文字同时通行,也有利于相互学习。骨勒茂才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序》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骨勒茂才看到了党项人和汉人互通语言文字的重要,提倡相互学习,以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个见解是极可珍贵的。   
二、语文著述
  随着西夏文字的广泛应用,西夏学者编纂了多种说明西夏字声韵、字义和结构的书籍。《音同》是按声排列的字汇,仿《切韵》的九音分类编辑,收入六千余字。《五声切韵》编排与《音同》一样,是仿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编纂的西夏字韵表。《文海杂类》也是按声排列的字典,每一字下都有解释,分别说明字体构成、字义、发音。《文海》的内容与《文海杂类》一样,但它是一种仿照《广韵》按韵排列的字典。梁义礼编的《义同一类》属于另一种类型,是一部大型的同义语字典。还有一种按字形和概念分类排列的字汇,如《杂字》、《三才杂字》等,书中分天、地、人三部,以下再分小类,如“地”部分牛、羊、男服、女服、山、河海、宝、丝……等,这类字书收编字数不多,没有解释。元昊曾命人译《尔雅》、《四言杂字》供番学之用。可能这些书是《四言杂字》一类的西夏字识字读本。另有一种字书名《要集》,每字下注有汉义,用西夏字表汉字音,兼有帮助学习汉文的用途。
  一一九○年,骨勒茂才编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一部西夏语汉语字典,也是按天地人“三才”分类,收编常用词,用汉字注“国书”的音、义,又用“国书”注汉义所用字的音。汉字注音难以准确,《掌中珠》采用了反切法,同时旁注“合”(合口)“轻”(轻呼)等字以表示发音部位,说明编者力求审音精确,是一部优良的夏汉字典。 
三、汉文经虫的译注和流传
  夏国儒学逐渐流行,主要依靠来自宋朝的经书。夏国推行儒学,陆续将汉文经书译成西夏文字。额济纳夏黑水城出土的古书中,有《孝经》、《论语》、《孟子》的西夏文译本。《论语》和《孟子》都有西夏人自己作的注释。还有一种无题书,内容全是《礼记》、《左传》、《周书》、《毛诗》的引文辑录。
  斡道冲八岁时以《尚书》考中童子科,年长后通晓五经,曾译《论语注》,又作《解义》二十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一书(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夏景宗元昊自称是“循拓跋之远裔”,对元魏“为帝图皇”的事业很为景慕。一○五五年,谅祚遣使者向宋购买史传和佛经,宋朝“以史有东晋、元魏间事,不可示夷狄,只与佛书。”赐《大藏经》。一○六二年,又向宋上表求太宗诗草隶书石本及《九经》、《唐史》、《册府元龟》。
  宋仁宗准予《九经》。中原的史籍逐渐流入夏国。黑水城发现题名《十二国》的史书,是春秋时十二国历史的西夏文译本,可能译自宋人的《十二国略史》(见戈尔巴捷娃,克恰诺夫:《西夏文抄本和刻本》)。现存的《类林》一书,体制同《太平广记》相近,可能原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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