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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克市一片荒凉，家家都经过‘访问’。我们的别墅里，家具全空，简直受过
洗劫。剩下的只有一个大柜，大概是因为搬不动。大柜里，我们本来搞了个夹层，
收藏发报机。
大柜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夹层没被发现，贵重发报机箱子动也没动。我们便把
箱子搬上外交牌号的汽车。归途路上，除了德国汽车以外，只有我们这辆轿车。这
儿一条封锁线，那儿一个检查卡，我们节节通过，十分顺利。凭着车上挂的外交牌
照，德国士兵还向我们举枪致敬。
离布鲁塞尔还有一半路程，汽车抛了锚，再也开不动。
我们只好下车，带了箱子，在路边上搭便车。我们的模样真好看。两个苏联特
务，手提发报机，由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陪同在那儿想搭德国军车。一辆辉煌的大
轿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党卫军高级军官，听了我们的解释，便让我们上车，并且
叫司机把发报箱放进车后面行李箱里。大家友好地交谈，走完全程。保加利亚盟友
嘛，什么事不好商量。经过一再推辞，才谢绝了把我们护送到家。我走进一家咖啡
馆，喝了不少白兰地，庆贺我们的相逢、相别。
总算没人啦，我们叫辆出租汽车，回到隐蔽住所。不幸，阿拉莫打开箱子，准
备发报，才知道机子完全没搞好。只好再去请商务代表替我们发军事情报。
诺克市之行至少给了我启发，既然坐了保加利亚朋友的车，一路便那末样顺利，
干吗不去战场转一圈呢？ 理由是，我们“橡胶王”总公司在法国北部有家支店，最
好能去瞧一瞧。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本来爱出游，哪怕要冒点小风险，再加他的时
间可以自由支配，又爱帮帮朋友，他便答应了我们，说他自己也想去看看住在那个
地区的朋友。于是，我们在5 月18日离开布鲁塞尔，带着通行证，哪儿都能去。
我们一走便走了十天，穿过德军攻破的色当，观察了阿布维尔周围的战事，和
敦刻尔克大撤退战场。回到比京，我写了一份八十页的报告，总结了我亲眼目睹的
闪电战：战车部队深插敌后，空军轰炸战略要点和战线前后的交通联络等等。
跟日耳曼指战员相处了十天，我深信不难跟他们接触。
从军官到士兵，嗜酒善谈，打了胜仗，不免喜欢夸耀一番。
他们希望不到年底便解决法国和英国，接着便跟苏联算账。
反正整个计划不外这些。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些党卫军的军官，看法有点不一样。
他们告诉我们说，原先他们以为不用再打苏联。这显然是纳粹宣传的结果。苏
联的宣传也是其应如响。当时，苏联最时髦的是歌颂苏德的友谊。德国方面，情况
一样。戈培尔本人也在他疯狂叫嚣的演说里，把迹近反苏的词句取消。在这几个伤
心的月份里，我们往往在德国军官嘴巴里，听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照他
们说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向
我们指出，两家选择的目标完全一样，只不过道路不同。我们当然没有心情去追问
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亲眼瞧见德国军官拍着汽车盖子嚷嚷：“我们攻势得手超过了所期望的，还
不是靠苏联给汽油开坦克，给皮张缝皮鞋，给小麦烤面包！ ”
第五章 初步措施
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
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纳粹旗在巴黎上空
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 月底，我
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
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
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丁卖国的字样。
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
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
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
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
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
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
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
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
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
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
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
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
1941年1 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
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西梅克斯的总经理。
卡茨和科尔班是在战争年月里彼此认识并且成为朋友的。被俘后，一道逃走，
泅水渡过索姆河。这样的共同经历是不容易遗忘的．复员后，科尔班在吉费尔尼买
了一座磨坊，搞了一个家禽饲料厂。我们头一次接触便很成功，大家马上意识到这
人值得信任。我问他：“你认为应该继续战斗吗？ ”
他微微一笑说：“当然应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样搞法。”
我说；“方式方法是要变的。今后的战斗要在内部进行。
你有准备么？ ”
有没有准备？ 他马上就向我提议，把头一部发报机安在他吉费尔尼的磨坊里！
科尔班当了西梅克斯总经理以后，马上就把发报机搬走，因为我们的商业掩护必须
丝毫没有破绽。 班子逐渐搭了起来。牙科医生罗伯·布雷耶是科尔班的朋友，也是公司的主要
股东，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幕。苏珊·广德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老党员。
她怎样认识卡茨的呢？ 当时，她辅导一个共青团员合唱队，名叫巴黎音乐合唱队，
由她教弹钢琴。
卡茨还招罗了艾莫虞尔．米农，是一位排字工人。我们还不知道米农已经参加
了一个抗敌组织，名叫“马丁家”，目的在于监视那些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米农
通知了一个叫做沙尔博涅的人（ 这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战后判处枪决） ，说我们
的公司西梅克斯是跟占领军合作的。所以，谁也不会再来怀疑我们。
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香什里大街，主要主顾是多特工程局，为德国国
防军担任全部营造工程和要塞工程，办事处就在我们公司对门。多特工程局的人对
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因为这些人都是穿军装的投机商，问题只要我们的公司能以黑
市价格卖给他们需要的材料。
李豪宁夫人一听说我们的西梅克斯公司，马上就来联系。
这位李豪宁夫人真是一尊人物！当我们跟她发生联系的时候，她正在为多特工
程局奔走。过不多久，她又当上了西梅克斯在工程局的代表。她是帝俄驻法最后一
任武官的夫人。
还在欧战时期，她极端反共，十月革命后不肯回苏联。她人很聪明，；不畏任
何开创事业的艰难。她马上看出了敌占时期能捞多少油水，当下就尽情干将起来。
为了要物色高级翻译处理和德国机关来往的信件，我联系上了符拉季米·凯勒。
他出生俄国，长住瑞士，养成当地的习惯，办事认真，遵守纪律。他以为自己在一
家正派的公司办事，拿起电话筒来，便大叫“向希特勒致敬I〃我本人并不在西梅克
斯公司担任什么正式的职位，但是，德国人全都知道“吉尔伯先生”是公司的财政
后台。
我们借重贾斯巴尔和莱奥的臂助，于1941年秋天，在马赛的神龙街安顿下来。
布鲁塞尔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则由肯特主持。除了他和德拉伊两人以外，其余的股
东如：沙勒·德拉伊，亨利·赛格，维里·戴佛乃，都只知道在一家普通的进出口
公司工作。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家公司的业务，一概由莱奥总其成。
本来这两家公司的宗旨在于掩护我们的情报网，并为之筹措经费，可是，我们
很快就意识到借此可以打进德国的官方机关，其方便之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不
多久，由于和多特工程局的业务往来，我们两个公司的主要人员都领到了通行证，
到处门户无不洞开，跟德国军官的业务来往日益频繁。
在盛宴畅饮之余，纳粹官员往往口若悬河。我们手举酒樽，满面春风，洗耳恭
听，把消息牢记在心，日积月累，收获可观。比方说，工程局有一位工程师，名叫
路德维格·康茨，跟莱奥成了莫逆之交，把东进战备告诉了他。康茨本来不服纳粹
势力，他原先在波兰德苏边界修建要塞，1941年春天，又去走了一趟，观察到德军
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攻势。
他回来对我们谈得格外带劲，因为他在那儿目击一件惨无人道的事情：德军在
基辅地区的巴比·雅尔残杀数以千计的犹太人。
在维希，贾斯巴尔也结识了不少人，收获也很可观。他公开身份是西梅克斯公
司马赛分公司的经理。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