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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犹太自治州，位置在比罗比疆，就在满洲边外。这个官僚主义的决定，人为地在
西伯利亚建立一个国家，天气十分严酷，又没有任何犹太集团住过的踪迹。于是，
好几千人，男男女女，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他们在那里
一向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巴共也接到指示，跟其他国家一样，以此为榜样，表示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英明，同时鼓动大家到比罗比疆去。巴勒斯坦一个劳动队，
五百人，到那儿去创建一个集体，取名“新声”。这些人在斯大林清党以后，很少保
住残生。而巴共领导人呢，也是忠而见疑。莫斯科认为，这些人有必要改造改造。
巴共中央委员首途苏联，到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去学习。大概改造的成果，不及预计，
因为到了1935年，这些人全都被捕。
而我呢，继续在巴勒斯坦坚持战斗。警察搜捕是家常便饭。特拉维夫和耶路撒
冷都不安全。地方一共才那么点儿，知名的活动分子已经没法搞地下活动。我遭到
英国总督驱逐出境，只好乘船前往法国。我的行李虽然萧条，里面却有两份文件重
于黄金：一份是巴共中央的介绍信，批准了我迁地工作，另一份是过境签证。
第四章 法国
1929年年底，我在马赛登岸。海上走了一个星期货轮开得吭哧吭哧。我躺在甲
板上，脑袋枕着一盘绳索，悄悄思考问题。年纪不过二十五岁，流放倒经历过两次。
这倒没什么，天生的革命者，受迫害不在乎年龄大小，只有安居乐业的人才怕播迁
失所。巴勒斯坦的石子地并不怎样宜于安家种菜。
我瞧见天边的法国海岸，旧梦居然成为事实，快活得什么都不去想了。这不到
了法国了吗？
很难想象，对我这么一个没有国籍的年轻人来说，法国这个词有着多么动人的
魔力。二十年代，东欧的移民一般想当美国大叔。自己的亲故，不在华沙，便在布
加勒斯特。百老汇的擦皮鞋小孩，居然当了实业家，多么能鼓舞人的事业心啊！但
是，一个共产党青年，1930年才二十五岁，由于警察寻仇，被逐出了故土，自然而
然投入朝不保夕的阶级斗争，到处贩卖革命对这样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可以迟疑
的？他的眼光不是射向红墙，当然便是射向巴士底狱广场。
对政治流亡的人来说，法国就意味着革命。在这儿，巴黎公社的社员们曾冲向
九霄，第十七团的士兵，曾跟发怒的葡萄工人交朋友，造反的旗号一向高高飘扬，
地方再远也望得见，所以流民逐客无不向这里会齐。当然，任何革命昔，想找第二
祖国，必然首先看中法国，可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却并不是真正的庇护所。当然，
那儿的警察眼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都善于吹毛求疵。讲工作呢，乡绅们的共和国，
惯把最苦的活计给外国人去做。但是，这儿的法制，只要善于对付，总有空子可钻。
具体些说，任何共产党人都知道，到了法国，总有党员同志可以指靠，而任何犹太
人则可以在犹太人的团体里找到朋友。因此，我想到犹太工人中间去活动，因为，
我知道党的工作正在发展，很需要干部。最有力的理由则是，我手里有过境签证，
法国的大门向我开着。问题是要住得下来。身上盘缠已经不够再往前走，只好在马
赛呆了两个星期。加纳比艾尔大街的气氛实在不错。可是我找到的临时工作，却把
我整天关在一家小饭铺的厨房里。吃饭不要花钱，工资可以拿来买套衣服。今天看
来，这种细节，显得有点好笑。
我活到二十五岁，还没有穿过整套西服。在巴勒斯坦，大家只穿短裤和短袖衬
衫。我一秒钟也没想过能衣衫褴褛走进巴黎。身上穿了新衣服，老瞧着镜子里面的
新人，不由得回想起家乡的犹太人，动身到美国去以前，怎样的置办行装。
我走下火车，脚下踩上巴黎的街石，不免感到自豪。手里的小提箱，一半空着，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知道要上哪儿去。我童年的朋友，阿尔托·斯特罗姆，一年前
便离开巴勒斯坦，到巴黎居住。他的专业是铺楼板。找工作很容易。开给我的地址
是；巴黎第五区，阿拉斯街九号，法兰西旅馆。
我看了挺佩服。第五区，不就是拉丁区吗？学生区嘛！法兰西旅馆！这么漂亮
的名字，一定是皇宫般的大饭店呀！斯特罗姆成了资本家啦！他信上不是说，可以
在他那儿住些时候吗？我走进一条又暗又狭的小街。九号是一座小楼房，门面灰暗，
招牌上“法兰西旅馆”几个字已经风吹雨打，剥落—殆尽。我打听斯特罗姆先生的
房间。原来高高在上，就在屋顶下面。我推开门，一眼瞧出了屋子是多么“富丽堂
皇”。
一张大床几乎占了整间屋子。墙角里一个小脸盆，窗前一张缺腿桌子，门上钉
钉子挂衣服，这就是家具。
我马上理解房客的选择。法兰西旅馆房租特便宜，警察也管得松些，朋友都好
来分享。床很宽，可以横睡。睡到早上，人添到四五个，并不稀罕。没地方睡的人，
给下面守夜的人几个小钱，便可以上来占个空位子。
麻烦的是，臭虫闹得凶。有一天，我们买两瓶酒喝着，把旅馆改名为臭虫旅馆。
我决定到巴黎大学报名，当旁听生。只要能向警察厅证明，我确实能够维持生
计，那末居留证是不难领到的。我的朋友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先汇一笔钱
到家乡去。款子的数目大致符合警察厅规定一个月的生活费。亲友们接到款子，马
上汇回巴黎，然后换一个人又汇回去。这样一来，我们便能把汇单去向警察厅证明，
我们按期收到波兰寄来的月费。
我来到巴黎几个星期，便领到居留证，限期六个月。到达的头一天，我就和党
组织挂上了钩。自从离开巴勒斯坦，我便在衣服里子底下藏着巴共中央的介绍信。
我把信交给一位负责同志。他主管外国工人，所以我是由他接见的。我们讲好，等
我找到工作，就开始活动。可是，找到稳定的工作等于做梦。外侨劳工顶多只能指
望搞到一些时断时续的小工作。建筑方面时常雇用临时工。工头招工有抽头，所以
查看劳动许可证，不那么太认真。我在哈什德书店造大楼的工地上千了几个星期，
后来又去邦旦整天扛铁轨，一直抬到有一天砸坏了我的脚指头。伤痕今天还在。
那时节，百货公司每天都雇人洗刷地板。我跟几十个大学生，从早到晚，一脚
套着刷子，一脚踩着毡布，在萨马利丹公司，或是在廉价公司的地板上“跳舞”。
活是苦活，工资倒过得去，一夜的收入够活两三天。车站搬运货物，可更加累人，
整夜整夜的在沙贝尔火车站装车，早上才手捂着腰，挨上床去。
这些活计都不稳定，可并不怎么影响我的政治活动。活动对象是犹太移民，党
组织正在那里展开工作。
在法国的犹太人，团体不止一个。当时在巴黎便有二十万人光景。最早是定居
阿尔萨斯省，洛林省，康德省，博都省的犹太人。他们经过艰苦奋斗，获得解放，
并且逐渐爬进社会上层。跟这些阶层交错存在的，有后来一批一批的新移民。二十
世纪初叶，东欧的犹太人开始移居西欧。因为帝俄大举排犹。迁移的人大抵是无产
者。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左翼政党，搞政治活动，迁移后仍然保持了自己的信念。
所以，他们来到法国继续活动，并不稀罕。许多党派，诸如共产党、本德党、联合
党，犹太复国团体，以及我常讲的那个“哈柯梅·哈蔡尔”，都在他们中间招兵买
马，并没困难。 我呢，我在外国劳工管理处下面的犹太组工作，同事都是在本国受到镇压流亡
出来的。我们每晚开会，老拖得很晚。
那时候，犹太党员中间托派的影响很大。我们接到命令，在犹太人中间“清除”
敌对分子。辩论往往是很热烈的。渐渐地，托派的作用，在犹太侨民中间趋于江河
日下。但是活跃的小核心依然在活动。参加激烈的示威活动，对我们来说，总是危
险的，因为一经逮捕，未曾归化的外侨往往被驱逐出境。可是，不论有什么危险，
我们还是参加了一些大的群众示威，比如纪念巴黎公社、五一劳动节等等。 许多犹太侨民，除了纯粹的政治活动以外，还参加一些文化团体。例如文化联
盟，便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
星期天，在朗克利礼堂举行集会，总有好几百人到会。法共领导，比埃尔·塞
马尔、雅克·杜克洛，老笑咪眯的来做报告。我个人还时不时到斯特拉斯堡和恩特
威普去主持当地犹太人的公开集会。
在职工会里，我们也很活跃。成衣业和皮毛业都有不少犹太积极分子。罗索夫
斯基在1912年当帽业工会书记，这时候已成为红色工会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我也要谈一下犹太活动家的一般政治态度，同时着重指出这些人差不多完全没
有宗派主义。我们都急切需要消息，跟传统的共党活动家不一样，他们只看《人道
报》。我们的消息来源广泛得多，从社会党的《人民报》，到十分保守的《时报》，
中间也看《锁鸭子》漫画报。。我对这份画报，至今保持着青年时代的兴趣。
我的个人生活也同时组织起来。我重新找到了露笆。她是1930年来找我的。她
不得不离开巴勒斯坦，因为英国警察搜捕她。她借用了妹妹萨拉的名字，并且跟一
个朋友结了假婚。这个朋友有英国国籍，所以露芭也取得英国公民的同等待遇，并
且领到了法国的签证。以后，我们这两个外侨又得跟警察打交道了。
露芭来了几个星期，一清早便有人来臭虫旅馆敲我们屋子的门。开门一看，果
然，来人的打扮错不了……他说：“我是五区警察局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