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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知道了乔琪在博斯的地址，知道了我同斯巴克的联系，以及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
我的成功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潘维茨的进攻给以还击：及时给斯巴克报信，使
科瓦尔斯基以一发之差没有落入魔掌，还有我依然逍遥法外。
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出了事才临时应付，就必定要付
出很大的代价。我应该建立一个组织，避免再发生这样大的损失。因此我决定成立
一个监视——行动组，由有经验的战士组成。
根据这个计划，阿历克斯·勒索沃尔成为我的一个理想助手。 阿历克斯不
是“红色乐队”的战士。他原籍是俄罗斯人，到法国时，还是个小孩子，在外籍军
团呆了几年，加入了法国籍。他是个牙科技师，战前，在安亭大街有一个大化验室。
政治上，他的党派关系很深，是共产党积极分子，西班牙内战时期到过西班牙，
在那里学到了一门专业，这对于敌人来说是很可怕的：他制造一些小型爆炸装置（
书、信，各种包裹等） ，然后寄给西班牙人民的刽子手。这办法曾经屡屡得到成功。
早在阿历克斯的妻子米拉还在特拉维夫上中学，我就认识她了。她出生于巴勒
斯坦，从那个时代起，便参加了共产党的战斗。
阿历克斯是1941年来向我要求参加工作的。他受过军事训练，富有冒险精神，
爱好活动，因此适宜担负最危险的任务。但是，情报中心迟迟没有表示同意让他参
加工作。这样．他就参加了另一个战斗组织。
我被捕后不久，别动队对他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破译的密电上。
我设法把事情拖延下来。因此，阿历克斯得以逃脱盖世太保的调查。我的干预本来
有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发生作用，可惜，西班牙反间谍机关向潘维茨和他的特务提供
了他的照片，并指出这个人，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个“特别危险分子”。
一旦被捕，阿历克斯会立即被送交西班牙当局。有一个时期，我居然把别动队
的调查引到法国南方去，而我知道他就躲在巴黎。他周围的包围圈愈缩愈小了。就
在这个时候，我越狱了。我头一件事就是给他报信。我劝他加入一个游击组织，他
则要求我同他一起上山打游击。我告诉他我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于是，他向我建议
：“我要和你在一起，我断绝以前的所有关系，协助你工作。”关于他提出的断绝
以前的关系，这是最起码的安全措施。我们之间的协议定了下来。我还在布尔·拉·
雷尼的白宫养老院时，我们就拟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包括建立一个特别监视组。一
开头，阿历克斯应建立一个六个到八个人的小组，每人都须担负特定的工作。但是
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
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
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
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
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
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
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
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
“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
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
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
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
释。我还威胁说： “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
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 “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 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
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
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
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
荷兰，盖世太保
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祁收到这通知书，
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 “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
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
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
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
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
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
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
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
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
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
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
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
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
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
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
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
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
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
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
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
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
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
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
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
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
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
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 根据她给我
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 ，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
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
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
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
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
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
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
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
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
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说， “要是他们
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