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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的消息：既然苏珊和包利奥尔没有“跟”别动队的人走，那就是说，他们被杀
害了，很可能就埋在附近。
于是，我们便开始一个挨一个地查看最靠近弗雷尼的坟墓，一面参阅落葬登记
册。由于德国人一向很精确，通常都列上受害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处决的日子，
我们认为这会使我们的调查方便一些，可是没有考虑到潘维茨必需冷酷无情地隐瞒
事实和消灭罪证。他犯了双重的罪行，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
就在巴黎南郊的坟场，经过一次又一次调查，终于在巴岳发现了苏珊。斯巴克
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的消息。在登记的那一页下面，注明的时间同估计他们被害
的日期相符，上面写着：‘比利时人一名’，“法国人一名”。没有疑问，这就是
苏珊和包利奥尔。于是，我们希望看守能告诉我们一点消息，便接二连三追问他们。
开头，他们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得吐露真情。虽然盖世
太保
警告过他们不要说话，否则就要进行报复，他们心有余悸，十分害怕，但到底
还是告诉了我们： 8 月12日晚，德国人来了，带来了两只木箱，要求把他们带到
坟场一个潮湿的角落。他们征召了两个挖土工人，叫他们挖了两个洞，把尸体放在
里面，洒上一种化学药品，来加速腐化作用。
潘维茨真的希望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他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1974年3 月，在哥本哈根，包利奥尔夫人告诉我，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最后一
次见到她丈夫包利奥尔的，还有她怎样获悉他被害，怎样在巴岳坟场同阿历克斯和
我那样发现他的遗骸。她说：1944年上月初，大概是1 月15，16日之间，我接到一
封信，地址是我丈夫写的。信写给海伦娜·包利奥尔夫人，由普鲁尼埃夫人转维西
内、大草坪大街19号。信里写了几行字，要我在19日到索赛街去——说我也许能见
到他——并叫我带上套衣服。我就这么办了。1 月19日，我便到索赛街去，带着这
封信，我同小女儿一块去。到了那里面，我才在心里说： “我疯了，我不该把孩
子带来啊！”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只是……想着……看看他是否还活着，看看是
不是真的是他……我并没有醒悟到，把孩子带来真是疯了，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她也
扣起来啊！再说，你知道怎么一回事吧，有些时候，简直没法知道自己会有什么反
应，简直没法知道。
只要不是自己亲自经历过，就不会知道会有什么反应，会干出什么事来。
他们把我带上楼去，我不知道是几层了，可能是四层。我在一个房间里等候，
同孩子一起坐在一张长椅上。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有两个德国人进来，后面跟着我丈夫。他坐在我旁边，
穿着他被捕时那套衣服，血迹斑斑，他把行李箱拿过去。我们呆在那里有一刻钟或
二十分钟，后来，人家把我叫出去。于是，我在外面等着，看见他坐上盖世太保的
一辆汽车走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以后，我就没有他的消息了。于是，我想，也许，他参加了……你知道……在
弗雷尼发生了暴动，发生了反抗。于是，我对自己说； “他是不是也在这列幽灵
火车上呢，因为他1 月份还活着，从8 月到1 月他们还没有杀害他。他不可能已经
死了。”你知道，一个人总是……总相信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能发生在别人身
上，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还那么年青。我说：“这不可能，他一定在
别的什么地方，．或者给流放到别处，或者在那列火车上。”等到巴黎解放，我到
《人道报》去，因为那里有名单。人家告诉我说； “不，什么也没有，没有名单，
啥也没有，但是，应该抱有希望……”
1944年10月头一个礼拜天，有人按我家的门铃。我看见一个少女。她问我是不
是包利奥尔夫人。我说：“是的。”这个少女问我： “我能进来吗？ ”我说：
“请吧……”于是，我请她坐下，她便问我： “你丈夫被捕了吗？ ”我说：
“是的。哦，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的。现在我可以有消息了……”
她有点犹豫，然后，对我说： “你知道，我有个伤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你丈
夫……”当场，我就把她赶了出门，这个女人！不可能，这种事情。但是过了两个
钟头，她又回来了。她说： “对不起，请听我说……”于是，她把我丈夫的信交
给我，简单地对我解释说：这里有我丈夫最后的一封信，有他的结婚指环。信里面
还有一张证明条子，是那个牧师拿来的。你知道，这个德国牧师，他在弗雷尼，常
到牢房里看那些死囚，他大概自始至终都在场，因为他一直跟到巴岳坟场，拿回这
张证明条子，在那上面，他写上“无名氏，法国人，枪毙于8 月12日。”这时，我
再也没法不明白了。到了一定时候，——个人不得不清醒过来。但是，我还不相信
真有这样的事。我心里想：“也许是弄错了吧。”只有看到了尸体，我才能死心。
1944年11月14日，我得到了准许。我们便去巴岳，到那里时，只知道有两个不知姓
名的人是在那一天枪毙的，一个是比利时女人，一个是法国人。
打开了棺材，还有那一天我带去的衣服。这是一套灰色的法兰绒衣服。就是他！
……
“红色乐队”所有被捕的人，除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利奥尔由潘维茨
亲自主持审问以外，都被送到了德国。
乔琪·德·温特解送到弗雷尼，在那里，她居然同苏珊·斯巴克取得了联系。
然后于1944年8 月10日被押送到东车站，在月台上，她遇到了玛格丽特．芭尔扎和
她的两个孩子。潘维茨亲自指挥开车，并且提醒她，要是她逃走，她的儿子，小帕
特里克就要遭殃。潘维茨这个讹诈恶棍，直到最后一秒钟，不失其本色……
载运乔琪的那列火车，第一站停在卡尔鲁克。雷塞是该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我
在前面说过，他在巴黎被革职后，被任命担任这职位。他得到了乔琪到达的通知。
大概出于一种体贴的意愿吧，他来看乔琪。作为问候，他重申了潘维茨的威胁。乔
琪从监狱熬到集中营。离开卡尔鲁克后，到过莱比锡，拉文斯布鲁克，法兰克福，
萨克森豪森，这就是她走过的苦难历程。
肯特给逼到墙脚下，无论他转向哪一边，他都明白自己失败了，输了。如果我
逃脱盖世太保之手，他知道我就会揭发他背叛。从别动队方面来说，自从我被捕以
来，肯特是为虎作伥的忠实奸细，奴颜婢膝的打手，但也不能指望得到好一点的下
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为了争取最后开恩，办法并不多，摆在他
前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倍卖力，向主子献媚，施展出最后解数，证明自己害人的
本领。
他的最后一招最为严重，远远超过其余的。
1940年底，情报局长要求我调查一个人，名叫瓦尔德马．奥佐尔，外号索利亚，
过去曾为苏联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个前立陶宛将军在西班牙内战时，曾参加共和派
作战。虽然情报中心怀疑这个人同维希方面有瓜葛，但仍然希望试探一下 ’有没
有可能同他合作。我答复说，经过调查，这个人不具备各项安全保证，建议放弃。
肯特很清楚同情报中心交换意见的情况。他本人曾译出那些密码电报，包括我们提
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答复。
杰林却对奥佐尔发生兴趣。我嗅到了别动队队长的阴谋计划，便设法不让他找
到这个人。但是，在我逃跑前几天，潘维茨找到了奥佐尔的踪迹。肯特居然能同他
见了面。这就惹起了大祸。他同意介绍肯特认识勒金德尔上尉，这是米特里达特情
报网以前的领导人。勒金德尔太缺乏警惕性，以为是同一个苏联情报人员打交道，
就把法国抗敌战士的一份名单交了给他。随后，在肯特一再要求下，勒金德尔还同
自己的组织一道提供了盟军解放地区的军事情报。这是肯特搞得很成功的一手。潘
维茨乐得飘飘然，表扬了肯特干得出色。
至少，我想潘维茨是会这样做的。勒金德尔问肯特为什么苏联那么想知道这些
情况，肯特就回答说，英美参谋部不愿在情报方面同红军合作，由于彼此不配合，
后果可能十分严重，因此，他只得依靠勒金德尔上尉的情报网来弥补这个缺陷。
不错，肯特确实不愧是个十足的别动队队员，这个衔头是他自己挣得的，他干
得很出色，博得了潘维茨的感激，所以是不会给干掉的。头头会记得，就在卷铺盖
的时候他作出了多么了不起的贡献。因此，他有理由象在相片中表现的那样，就在
解放前几天公然在库塞勒街公馆大门前趾高气扬。
巴黎起义了，德国法西斯及其爪牙都得滚蛋了。别动队的人挤进了塞满了行李
的汽车……有一个人跳到看门人面前喝道：“要是你讲出来，小心你脑袋！”
这就是他，这就是肯特。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4年8 月25日大清早，阿历克斯就到梅尼街来找我。
我们急于到库塞勒街别动队所占据的那座私人公馆去。
巴黎在自由的空气中醒来了。我们穿过市区，情况是动荡的。到了利窝里街，
战斗正在激烈展开。我们不得不停下来。我们马上向游击队员打听情况，他们正在
同德国人交火。
德国国防军的士兵在最后顽抗。枪声有时在这里、有时又在那里响起来。但是，
这些年青人，胳膊上缠着臂章，衬衣大大敞开，露出胸膛，脸容消瘦，表现出他们
坚决要结束压迫的意志。小伙子们从四面八方奔来，要肃清占领军的最后残余。他
们有大批手榴弹，就是不会使用。
我们这些战士从地下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