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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大家就都在“家里”。
我在候审室里，每边都有十几个小单间。人家把我叫进其中的一间去，里面的
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在我背后砰地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我毫无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失去了
反应的能力。我觉得我的脑袋空空洞洞，什么也进不去。我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
的胳膊： “是的，是我，就是我在这里，在卢比昂卡当了囚犯。”
有人开门，把我从这种半昏沉状态中惊醒。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
脱衣服？ ”
我明白这个穿白罩衣的下级军官是在对我说话，我便回答说： ’“为什么
脱衣服呢？ 这里又没有床！”
“脱衣服，别多问！”
我照办了，然后赤条条地等着。门又开了。两个也是穿白罩衣的人走了进来。
整整一个小时，他们仔细搜查我的衣服，把我口袋的东西放在一堆。当他们完事了，
其中一个人命令道：“站起来！”
于是他开始从头到脚检查我的身体。要不是差个听诊器，我还以为是在大夫的
诊所哩。他检查我的头发、耳朵，叫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他让我举起双手，摸
遍我全身。
“把你的小便举起来，高一点！”
“转过身来！ ” （ 我照办了） “用手抓住屁股，扳开来，扳开一点，更开
一点。”
他弯下身子，凑到我屁股后面。我忍无可忍，向他叫道：“你在那里面丢了什
么东西吗？ ”
“你不要惹我，不然有你瞧的。穿上衣服吧。”
他翻我的箱子，搜出一公斤没有炒过的咖啡豆，是我在德黑兰中途停留时买的
……
“这是什么？ ”
“大麦……”
我很高兴看到他把咖啡同一般只让我们带进监狱的东西都放在一起。他把留下
来的东西列了一个单子：领带，鞋带、挂带等等。我在一大堆废纸上签了字。然后，
一个中尉又来签了一张收据，证明有些什么东西“交”了给他，接着便叫我跟他走。
我们沿着长长的，一个人也没有的长廊走去。他打开了一道门。我走进了一间牢房，
里面放着两张床，在其中一张上面睡着一个人，面向墙壁，双手放在被子上……
“这是你的床，脱了衣服就躺下！”
我服从了，但是睡意不来，一夜我都睁着眼睛。每三分钟，门上的小窗眼就要
打开，露出一只眼睛盯着我。由于我张开着眼睛，看守便感到心神不宁，他一动不
动地观察我。这一夜我上了第一课：如果你不睡，你还是闭上眼睛，这样，可以安
静一点。
清晨，从小窗口伸进一只手，把“早餐”送进来：一碗发黑的水，要是你不去
尝尝的话，倒有点象咖啡，一点点糖和一片面包。门外传来一个声音： “面包
是吃一天的。”
我咽了一口咖啡，但那东西下不去。我咬了一口面包，粘得象发面似的。对于
所有这一切，我都漠不关心。什么事情都好象同我无关。我的同伴醒来了，打个招
呼，便不说话了。他是个军官。
四天过去了，我一个人也看不见。 第五天早上，换班的时候，那个下级军官问道：“你有什么要求要提的吗？ ”
“有，”我尽量用强硬的语气回答说，“我想见监狱的领导！ ”
一个小时后，一个上尉走进牢房来：“什么事？ ”
“我想马上见部的领导，是关于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我并没有直接关系的！”
两天过去了。一个军官来到我那里，叫我跟他走。我们经过长长的走廊，到了
一个小房间。一个女人把一张收条交给那个军官。又来了一个当官的，在一张证件
上签了名——唉，这种官僚主义——他带我通过另一条没完没了的，但是铺着地毯
的走廊。我们走进电梯。他打开一道门，把我引进一个大厅里。地上是一块大得无
比的红地毯，墙上是“人民的好爸爸”的肖像。他眼神严肃，胡子沉甸甸。 “他”
注视着一切。在一张很长的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穿便服的人，年纪还轻，结着一
根十分漂亮的领带，立即引起人家注意。
他站起来，走近我，并带着南方的口音对我说：“啊，原来是你！是你参加了
反革命分子柏尔青和他的同党那个大情报网？ ”
他说到后几个字，嘴巴由于憎恨而歪扭起来。我没有答话。
“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吗？ ”
“要不是那么奢华，我还以为是在一个法西斯巢穴呢！”
我的回答激怒了他。他示意让我走近那些大玻璃门窗，用手指着外面的监狱问
我；“你知道你住在那里的又是什么地方？ ”
“我想象得出来……”
“为什么你让这个叛国集团把你拉进去为外国工作呢？ ”
“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
“将军……”
“将军同志，”我接着说，“我并不是为一个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
红军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他改变话题，
问道：“为什么你要求会见部里的什么人呢？ ”
“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我还没有得到答
复。这不是我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挽救情报网战士的生命问题。我要求你去见情报
中心的领导人，商量如何安排这个行动。”
“以后要办的。目前就到此为止。”
我们走的是回头路，一直到那个分界线上的房间，从那里起，一边是部办公室，
一边是监狱……收条又要一张一张地签署，就这样，我回到了牢房。
两天之后，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去，那里有两个穿便服的人在等候。
他们是属于情报部门的呢，还是属于“斯梅尔希”的呢？ 总之，他们很熟悉我的问
题。
“我们来谈谈你的计划吧。营救你所说的那些人是办不到的。他们大部分都不
是情报部的军事干部。”我捏紧了拳头，免得吼叫起来……
“但是，‘红色乐队’的战士，难道他们就不是军事干部吗？ 难道对你们来说，
他们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他们为胜利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了吗？ ”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件事：把潘维茨和苏科洛夫（ 肯特） 弄到莫斯科来。
如果你有些什么具体建议要提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照办。”
“好吧，我说，两三天内，我就搞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过了几天，我们又见面了。我问道：“你们同潘维茨有无线电联系吗？ 如果没
有，能否迅速建立联系呢？ ”
“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我们可以同他通讯……”
我又重新投入行动，竞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突然之间，我觉得我不再是个囚
犯了。我向那两个对话人阐明我的计划：“直到1943年9 月我逃跑时，潘维茨和他
的上司确信情报中心并没有识破‘大赌博’。他们害怕我逃跑后，就把事实真相告
诉莫斯科，因此，潘维茨便让人到处张贴追缉间谍让·吉尔伯的告示。他以为这样
一来我在情报中心那里便‘完蛋’了。”
“是的，”其中一个军官补充说，“当时，肯特发了一份电报给情报中心，同
时证明你被捕和逃跑的事实。但是在情报中心这里，为了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
我们答复肯特说：奥托大概已经投敌……”
“正是这样，”我接着说，“必须让他们相信这种说法，你们应定期地给潘维
茨发电报，不断提出这一个问题：奥托在哪里？ 再过几个星期，你们通知他说，你
们得悉奥托已经逃到了拉丁美洲。潘维茨和肯特知道了这消息，就会开始认真考虑
来莫斯科，但是，你们实行这个计划，就等于对‘红色乐队’仍在德国人手里的所
有战士宣判死刑。潘维茨临走前，必定要消灭一切证人，好隐瞒自己的罪行……”
我又强调说：“与此同时，你们必须想法挽救那些还活着的人……”
他们不回答，站起来使出去了。
我被迁到一个小牢房里去，在那里度过漫长的几个星期。
单独一个人……待遇要严酷得多。我逐渐地习惯了千篇一律的每天生活：早上
六时，看守的脑袋出现在小窗眼处，一声嚎叫，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起来！ ”
大家便起来，拿起水桶，方向：厕所，呆上至多三分钟，然后到水房，两分钟
洗脸，然后回到牢房里。七点钟：早餐。一碗咖啡，经常只有一碗白开水，一块糖，
面包口粮。
在牢房里什么都禁止。严禁躺在床上，严禁背向着门坐着，只能来回踱步，从
这一堵墙走到那一堵墙，然后，在小板凳上休息片刻。永远是走来，走去。
这样走法，每天都可以走几公里路……午饭只有一饭盒的汤，也就是一点油腻
的水，上面漂着几个大麦面团。晚饭也是同样的菜谱。战后的年代，全国都苦于供
应紧张，监狱里的口粮就愈来愈少了。往往，吃的汤是用咸鱼头做的。只有饿急了
才咽得下这种发恶臭的东西，但是，习惯成自然，大家还是吃下去了……为的是不
致于饿死。
晚上十点钟，小窗口又打开了。还是那个阴森森的声音嚎叫道：“睡下！”
噩梦开始了。即使在床上，也不能想怎么躺就怎么躺，必须仰卧着，双手放在
被面上，脸朝着小窗口……灯火通夜长明。无法翻身，无法躲开那刺眼的照射，眼
皮都叫它穿透了。以后我学会了囚犯睡觉的一些窍门：例如把一只袜子放在眼睛上。
老—套又来了……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侦讯军官那里。
在屋子的一个角落，有一张小桌子和——只小板凳，是给囚犯坐的。对面是一
张办公桌，一个上尉坐在那里。我坐了下来，“把手放在桌子上！”
那军官拿过来一张卡片，审问开始了：“姓什么，名什么？ ”
“特雷伯·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