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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带到一个牢房里。奇怪的牢房，三步长，两步宽：床翻到墙上，有一块一丁点
大的板子和一张板凳，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墙壁是镶着隔音材料的。上面有一个小
窗眼，透进一点点空气来。
静寂！我听见了静寂，绝对，混沌，压抑得你无法逃避。我是半夜到达的，在
其他监狱里，从早到晚，一片喧闹。这里则是无声世界。整夜亮着的灯光照得我两
眼发花。我没法入睡，希望听到一点点声音扰乱这个安静的海洋，但是左等右等郭
是白搭。
我突然惊醒过来，有人在我耳边说话，看守要我起床。
我没有听见他走来，那当然听不见啦，他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门一点吱声也
没有便打开了。
已经早晨了。时间失去了其他监狱里嘈杂的节奏，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便消逝了。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这死一般的沉寂中过去。
我失去了白天，黑夜、流水般时间的概念。谁也不找我，谁也不给我说话，饭
是从小窗眼给我送来的，一个字也不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牢房是个坟墓，我
已经开始相信我给活埋了．有时，一声可怕的，非人的嚎叫刺破了静寂，穿透了密
封的隔墙，吓得我毛骨悚然。那里，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个囚犯正在丧失理智
……他对死亡喊叫，因为他感觉到死亡就在自己的墓穴里徘徊。他嚎叫，为的是至
少可以听到一点声音。
怎样去抗拒这紧紧压抑着我的恐怖呢？ 从早到晚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只能从这
隔墙走三步到那边隔墙，再三步走回来。必须有惊人的生存意志才能挣脱想死的神
经官能症。然而，奇怪的是，经过了勒福托沃的一年生活，我觉得这种彻底的安静
是一种休息。睡觉，我可以睡觉了，睡个够，用不着害怕突然给惊醒，用不着害怕
突然袭击的审判。我习惯了生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除了我的问题，我的担心和我
的理智，再也没有别的对话人了。这些一刻不离身的侣伴使我放心，我坚持得了。
此外，出乎我意料，有人来找我，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侦审官和两个穿
便服的人，这是负责检查活死人状况的专家。
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
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
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
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
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
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
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
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
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
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
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
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
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
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
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
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
晚会的主题是： “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
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
我喝道：“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
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
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
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
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
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
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
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
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
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
尔青反革命策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
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
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
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你觉察
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 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
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部长
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没什么，没什么……唉！ 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
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
；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
…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码？ ”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
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
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
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
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
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
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
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
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
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
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
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
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
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
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
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
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