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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再次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以及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基本自由，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公开、坦诚而富有成效的阐述和论辩。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中国共产党愿意追随各党派和社会贤达之后，共同努力，长期合作，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指出：“从此，中国结束了过去以武力从事政争的旧历史，并将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代。”美国著名评论家李普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为中国民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亚洲和平与民主的发展应成为一个强大而处于领袖地位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认为：“中国各党派此次获致协议，早日成立过渡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民主与统一观念的重大胜利，远较以前国共两党之谅解为彻底，这是两党首次同意于统一的国民政府中，共执政权。”
然而，囿于深刻的历史局限，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真正信奉的，还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真正迷恋的，还是剪灭异己、成王败寇的传统政治哲学；真正擅长的，还是战争解决争端，胜负裁断是非；真正实行的，还是专制、独裁、惟我独尊。
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自由、民主、和平、人权和宪政已经成为时代主潮。谁拒绝给人民以自由，谁就在道义和法理上成为人民公敌；谁拒绝给人民以民主，谁就在历史和政治上成为民族罪人；谁拒绝和平，谁就是战争贩子；谁拒绝保障人权，谁就是时代的反动派；谁拒绝实行宪政，谁就注定被历史淘汰。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民党尽管负荷各种历史沉疴和战争创伤，尽管患有严重的腐败痼疾，尽管面临极为复杂艰险的国内国际形势，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强”的主要优势力量，毕竟对于民族和解与国家命运负有主要责任。抗战胜利后的陪都重庆本是国民党顺乎天应乎人，抛弃历史包袱、超越自身局限、刷新中国政治、重获生机再造中华的不可再遇的最后空间，然而，国民党却作出了违逆时代意志的判断和决定，在还都南京短短三年半时间内，便重蹈南京政权时期内战覆辙，而攻守之势异逆，选择了战争，选择了败北。
民主建国胎死腹中，陪都重庆也因此蒙受诟病，它那青史永载的悲壮和辉煌很有些黯淡了。国民党拒绝民主的后果，已由其自身的教训而昭昭如斯；历史又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表明，当年中国民主派在陪都重庆鲜明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和宪政原则，仍然具有足量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年国内外民主力量、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教育界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共同缔造的自由精神与民主理想，仍然是重庆独特的精神资源，仍然是这座伟大城市可资继续反哺祖国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幸运的。困扰前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种种禁忌和偏见，在他们那里将还原成考古学的碎片和历史学的素材，客观精神和公正原则早已不是风险，而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他们又是不幸的，使人类不致彻底堕落不可或缺的对于苦难的记忆和对于伟大的倾心，使人类不致完全绝望不可或缺的对于命运的感叹和对于使命的激情，在他们那里将日益稀缺。
历史的无情与多情，人类的幸运与不幸，将与世界永远同在。中国抗战首都——重庆，这一历史－生命共同体自诞生至今已整整六十余年。按中国习俗，一个甲子结束，其中荦荦大端者即当清点检视一番，以便国人更清楚自己的来路与去向。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记忆的流散，曾误导国人陷入荆棘之途，而对前人缺乏同情的了解和理性的评价，则使年轻一代滋蔓出危险的现代狂妄，日益滑离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血肉基石。这是前人不应蒙受的悲哀，今人必须直面的现实。
世界没有永恒，连罗马也不能不朽，废墟是文明的归宿，历史是遗忘之海的孤岛。在“9·11”噩魔般的图像比奥林匹克圣火更令相当部分人类欣喜若狂、沙尘暴不断席卷北中国、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故乡硝烟四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和一百余名国会议员神情坚毅地参拜靖国神社的今天，谨以此文凭吊中国的抗战首都。
注释：
〔1〕迁徙中国西部大后方的移民，其精确人数难以确定，历史学家陈达估计沦陷区有一千零七十五万农村人口和三百五十万城市人口逃往大后方，参阅陈达《现代中国的人口》第61页；另一位历史学家张嘉璈估计逃往大后方的人高达五千万，参阅张嘉冢抖裥酝ɑ跖蛘汀返�14、25页。
〔2〕由邓小平题写书名、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48页文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中国人学思想演进的总体把握
？ 祁志祥
人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主要以人性（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及人的行为准则为思考对象，是以人性论为核心，兼含人生观（人生价值论和行为准则论）、人治论（自治的修养论和他治的政治论）、人的社会理想论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思想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学既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财富，又出现了许多值得今人反思与记取的思维教训。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分析和梳理中国人学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和前后演进中的逻辑联系，总结、反映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是本文所要着力完成的任务。
大体而言，中国人学史可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至明初、中明至鸦片战争、近代、现代、当代八个阶段，先秦、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直至近现代、建国以后的邓小平时代是中国人学思想最活跃、最辉煌的时代，两汉、唐宋至明初和建国以后的最初三十年是中国人学思想最保守、最荒谬的时代。中国人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进的。
一、 先秦人学：多彩而务实
先秦时期是中国人学的发生时期。中国人学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呈现出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局面，出现了儒家的人学、道家的人学、法家的人学、墨家的人学，每一个学派的人学思想既互不相同，又自成一说，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准。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人学以道德意识为人的根本属性，认为人如果不具备道德意识，就不是人，就与禽兽无异。因此，人的生物欲求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道德要求，利必须服从义，为了义，应当“杀身成仁”。人的道德意识是天生的，因而人性本善，但并非人人都是性善的。孔子提出“上智与下愚不移”，性善似乎只为“上智”所有，“下愚”只是性恶，实开汉儒性三品论之滥觞。人的道德天性，表现为仁、义、礼、智，核心是仁。仁包括“亲亲”与“爱人”两个方面，“亲亲”为有我，“爱人”为有他，仁是爱我与爱他的统一。不知爱我，就会导致“无父”，不知爱他，就会导致“无君”。仁虽为天生，但后天若不知存养，就会失其善心，所以仍需进行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任务，或是保存天赋善心，或是寻找丢失的善心（“求其放心”）。理想的政治，就是以仁心行仁政，推行德治，使人人都懂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修而国安。以荀子为代表的后期儒家虽然承认道德意识是人的根本属性，但他对孔孟的人性学说作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来，道德意识并不是人的天赋属性，而是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培养取得的；二来，人的天生属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它不是善的，而是恶的，换句话说，人不是性善的，而是性恶的。由此派生了荀子的人学思想：人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以克制恶性；培养善性；对人的治理应当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化性起伪”，发扬善性；防止恶性。
如果说儒家人学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墨家人学则是为下层群众着想的。由此出发，墨子提出“尚贤事能”的人才论。墨子认为，人性并不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上层统治者也可能有“不肖”之处，下层的“农与工肆之人”也可能有“贤能”之处，因此，“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应选贤与能，使才德之士上，不肖者下。人都有“喜利恶害”的本性。墨子并不反对个人的私利，但反对“亏人”的“自利”。由此他提出“爱利万民”、确保全社会每一个人利益的“公利”标准，对统治者只顾自己奢侈享乐、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极端利己行为发出了尖锐的批判。与“公利”相应，他提出“兼爱”原则。其内涵即“不辟（避）亲疏”，“爱无差等”，“人与人相爱”。“兼爱”是实现“公利”的心理前提。“公利”也好，“兼爱”也好，都不是与“自利”、“私爱”矛盾的，恰恰相反，它们是实现“自利”、“私爱”的前提：“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只有先“爱利人之亲（血亲）”，然后别人才能“报我以爱利吾之亲”。
法家与儒家一样同为统治者服务，但其人学主张却不相同。比较而言，法家人学更客观、更合实情些。管仲认为，人性莫不“就利避害”，英明的统治者应顺从人性，“欲利者利之”，使民富而国安。由此他提出：“治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