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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漏掉了。我没有功劳，连苦劳也没有，现在是孤单无援。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贪财忘义，崇权谄媚，凭借手中的笔杆子树起了一些高大的偶像，并在这些偶像身上附会上一些近似传奇的故事，以歌功颂德，使偶像更加高大壮观。而把我的形象从反面来描绘，甚至写成小丑。让一个小丑来主持考古队的工作，那么丢东西就成了必然结果，文章也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轰动效应。”“请您不要误会，我只想了解一点将军俑头案的真实情况，并不想把谁树成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谁写成小丑。何况从美学角度上看，旦角生角与丑角一样地令人可爱。或许丑到极至便是美到极至呢！”我说出了我的本意，同时在走向他的心灵深处。
“你的话到是满有些戏剧意味。”王学理依旧微笑着，但看得出他的精神渐已爽朗起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么！”我答。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间屋里，抱出一捆打印的材料，顺手取了一份递过来。我一看，吃了一惊，足有三万字的材料清楚地印制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冤案为何平反不了
——我的第30 次申诉
王学理
“你也在喊冤叫屈？”我问。
“有冤必喊，有屈必叫，这是我们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答。
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 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他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就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时，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因为在1985 年11月7 日，柴忠言（原考古队修复人员）把钥匙交给屈鸿钧时，其中是放杂物的一间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它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有这两人移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鸿钩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既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工作上的责任。这一切责任应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队杭德洲同志，可文物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于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将军俑头案发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示：只要发案时本人不在，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 年2 月17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会议，在2 月13 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负责工作，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 25 日晚从北京返回西安后，得知杂品库门被撬，26 日赶到工地后摸清了情况并及时向省文物局和临潼县公安局报案，这一切足以说明，我非但没有事故责任，而且是有文物责任感的，作为邻居，我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的，因为这是邻居家中失盗，并非秦陵考古队失盗，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队文物库房和发掘现场，文物是清楚的，有安全保障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失窃事故。至于发生在1986 年7 月和1987年3 月20 日的两次一号大厅后部武士俑头被盗事件，责任者很明确，前者是原考古队在移交过程中丢失的，后者是秦俑馆接收后丢失的，两个俑头各有属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队代管。而1987 年2 月17 日被盗的将军俑头则是原考古队该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应追究其栽赃之过，怎能说是秦陵考古队连续被盗呢？三个俑头的连续被盗，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原考古队的管理混乱。舍此，别无他责。
“我王学理主管的经过重新组建的秦始皇陵考古队，辟有专用文物库房，新购有六个铁皮文物柜子，还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新发掘的五个探方，对出土的文物及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就原考古队掘的前五个探方文物及整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行过不只一次的敦促，可说是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 年66 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宜，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 年6 月29 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头被盗三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期一年的时间。
“1986 年7 月24 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到考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
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可惜的是，领导者事发前麻痹不仁，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 年11 月19 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告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四个月还迟迟未得到落实，从我报告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个月之久！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很清楚吗？说穿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的……”“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员时是怎样考虑的？”未等王学理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消值班人员，您的提问使我感到茫然。”他答。
“那……”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已窥知了我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
“1985 年我接手工作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