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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裂和遭受了重创，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最终导致中国文明衰落直至彻底沉沦的祸端。
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仍然是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的影响，大可以和儒学分庭抗礼。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木”后，诸家学说才日渐萧条冷落。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这时的儒学便开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如果这种大一统思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则是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可惜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一统，或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中和“一统”，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在这关键时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比附社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刑名、天、人、自然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这种“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理论，为“君权神授”制造了迷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这种新儒学的理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途。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道德”的愚腐学子。
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时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个叫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文官书序》中，将秦始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面对面前的奇异现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王充的结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腥屠杀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往”云云，原来竟是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付诸了行动……
中华民族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当我们面对兵马俑这扇2000 多年前的秦帝国向后人开启的窗口，难免要作这样的遐想：假如当时的秦文化能够征服关东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学说全部更新，中华民族的进程和历史命运会是何等模样？
难以逾合的裂痕
1988 年12 月22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后，满怀激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同时也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耀目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7000 公里的古道上，中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比美”的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亡灭实是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是罗马的金银财宝，还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它各国的胡豆、胡瓜、核桃、芝麻、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然，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愿和自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它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况且丝绸的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一千多万两白银作代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不愿再作这桩残酷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