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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淹没了女导游的讲解，也淹没了我在心中涌起的对中国古老文明的仰慕之情。我有些模糊的视线已看不清女导游的那张得意得有些涨红的脸，我只看到一个妖怪在挥舞着魔爪，无所顾忌地撕咬着中华文明，这文明的鲜血已将她张大的嘴染得透紫花红。
我终于知道，这些女导游们来自附近的农村，她们原本并不识几个汉字，只是她们向当地县市的某部门交纳几百元钱，由这些部门集中起来学习几天，这些农村娃便可取得一个导游证，她们即可在古城西安的旅游点堂而皇之地为游客讲解。已成为导游的农村娃们，她们讲解的凭据大多靠平时看的电视剧来作为准则，一旦她们脑海中的电视剧模糊不清，那么，她们讲的故事也就自然地将牛唇强安到马嘴上。这一点，我在一个饭馆吃饭并向一个同时在饭馆喝水的女导游询问时，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在秦俑馆和几个人的交谈中，我得知了一些更多的情况，也第一次听说对于导游们那“刀子”的称呼，同时得知“刀子”已散布于全国各地了。
既然是“刀子”，其用途自然就跟宰字有关，而他们宰的人无非就是游客。据悉，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售货亭、售货厅包括饭店、旅馆等服务网点，几乎全部被“刀子”控制，这些服务网点要想让货销得好、销得快，就必须跟“刀子”取得联系，依靠他们的帮助。而“刀子”们一旦得到好处或承诺，就源源不断地把游客带来，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动游客购买货物。
由于游客不熟悉本地情况，多半都被说动，或多或少都要买上一些。尤其是外国游客，对中国的一切知之甚少，那么，也就只好大瞪着眼睛听凭“刀子”的摆布了。当货主卖掉货后，其获利要跟”刀子”们对半平分，有时“刀子”们得到的要比货主还要多。当然，这只是“刀子”们的一个部分，有些散落、普通、偏远的旅游景点，平时没有人光顾，这些地方的老板们便设法同“刀子”取得联系，以求他们将游客或哄、或骗或采取先斩后奏等多种方法搞进门内，然后下手开刀。所获利润的一大部分便由“刀子”们所有。如此做法，尽管有时也被游客所识破，但毕竟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倘有不理睬“刀子”们的露头青，自然要吃亏在眼前。再好的景点、再好的货物，再实惠便宜的饭店、旅馆，只要“刀子”们说一声“不好”，或“不可买”，使无人问津。
我曾采访到这样一件事，因为有一个“刀子”太黑，秦俑博物馆各厅联合起来抵制，坚决不给她半点好处。结果，由本“刀子”率领的外国旅游团，从不踏进这几个大厅半步，只在院中转一圈便匆忙赶往别处。由于“刀子”自身的利益，可苦了那些外国佬，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想看看这世界八大奇迹，结果最多只看到几个复制的兵马俑，更可悲的是他们一定还蒙在鼓里。至于“刀子”糊弄他们的招数，也自然让他们看不出半点破绽。
几年之中，“刀子”队伍异军突起，“洋刀队”、“土刀队”山头林立，磨刀霍霍，各旅游景点便成了他们角逐的焦点，牟取暴利的屠宰场。据悉，西安有一个率外国团的“刀子”，在一天之中就获暴利9000 多元。至于那些外国佬又有多少损失，则无人打听了，也无人感兴趣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牟取暴利的思想作先导，也就没有人再去对那古老的文明本身感兴趣，而出现种种谬误甚至怪诞的讲解似乎也成了自然之中的事了。
早在1948 年，当中国人民正光脚赤背，吱纽纽地推着木轮小车，在枪林弹雨中越过黄河，突破乌江天堑，迅速荡涤着历史留下的污泥浊水之时，一代巨人毛泽东就曾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中华民族以悲剧的心境和虽九死而不悔的浓烈的格斗精神，用一场革命推翻了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但在四十多年的成长历程中，却未剪断几千年封建思想的脐带。愚昧、无知、野蛮、落后的锁链仍在紧紧地捆缚着我们的身心，我们的手脚，枯槁着我们的精血，摧残着我们意在构筑的文明大厦。使东方这条巨龙虽已唤醒并有圈腾之志，但始终未能呼啸长空，傲视苍宇。
我们在困惑中驻足，我们回首沉思，我们蓦然发现造成当今困境的不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看我们所接受的传统中，那些是损害我们命运和尊严的，从而相应地塑造我们的生活。”重温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忠告，对于我们今天的炎黄子孙似乎尤为重要。二十世纪已经敲响了晚钟，历史将要开始人类新的纪元。雄踞在东方的巨龙能否伴着新世纪的太阳，依然在于我们自己。
重新认识历史，反省自身吧。只有当我们清醒地认识了历史和自身，勇敢地拿起匕首，以完全不同于荆轲刺秦王式的慷慨悲歌之气，理智地刺破自己的肌肤，排除血液中一切野蛮和愚昧的毒汁，义无反顾地斩断缠绕于我们身心的脐带，中华巨龙才能得以真正的腾飞。
第十五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一伟大的奇迹，证明了中国的文明、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和他们对自己脚下的土地与传统的热爱，深深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
——约旦外交大臣塔希尔·马斯里
“四人帮爪牙”袁仲一
当1995 年就要在那个无雪的冬季结束时，我完成了对陕西扶风法门寺长老的采访，又转道来到了秦俑博物馆。
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情结让我一定要来到这里，我恍惚觉得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遗落在这个我曾经爱恋的博物馆，并有一种急欲寻回的念头。
屈指算来，秦始皇陵兵马俑从1974 年被当地农民发现，迄今已逾21 个年头，而秦俑博物馆的对外开放也已度过了16 个春秋，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保护清单的1987 年，也已相隔了8 载岁月。就秦俑馆本身而言，这段或长或短的时光，比之存在了2200 多年的兵马俑，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的浪花，这朵浪花没能像大秦帝国那样给世人留下吞吐风云、融汇百川的庞大气势。但它又确是留下了，给这个喧嚣与寂寞的世界留下了一丝散发着欢乐、凝结着悲愁的声息。
寻着这淡淡的声息，我在打捞那即将沉于河底，却又时常索绕我记忆深处的那片刻的历史真实。
我蓦然发现，当年为秦始皇陵兵马俑最初的发掘作出过努力与贡献的考古人员，竟像秋后的树叶一样哗哗啦啦地飘然而去，只是把丰硕的果实留在了枝头。杭德洲、屈鸿钧、崔汉林、王玉清、赵康民、程学华、王学理、杜葆仁等等，这一串与兵马俑紧密相连的闪光的名字，已与考古现场渐渐远去。
他们或安度晚年，或躺在病床上呻吟，或在家中孤影自怜，或由于生活中的某种委屈而四处奔波、卷入官司的漩涡而彻夜难眠，哀苦不已……留在这里的只有袁仲一先生一人，而这个坚守阵地的强者，也已进入了人生的暮年。
尽管夕阳无限好，但总也不免有些只是近黄昏的悲凉。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磨蚀、毁灭着一切。
他们确是离去了，同时又留下了。离去的只是个体的自身，留下的却是群体的雕像。无论他们的个体有着怎样的不尽人意的缺憾，但作为这个群体的雕像却是丰满并极富生命色彩的，他们的名字将同八千兵马俑紧紧联在一起，让后世人类铭记的同时也充满深深的敬意。
面对这物欲横流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时尚，面对人类越来越急促的沉重的脚步，我不能再错过探寻他们这代人心音的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