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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 年3 月26 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
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人员看见郑安庆不但业余搞收入，而且还从外国人那里赚了钱，这还了得，不是“走私犯”是什么？马上就把人逮了起来，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想不对头，就这样把事情办坏了。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就有不少教训，现在不应该再犯了。
人常说：“逮人容易放人难。”意思是说，办错了人，就是纠正了，后遗症很多。所以，当前我们还必须继续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一定要严肃执行政策，特别是法律问题，更要泾渭分明，不可有一点马虎。
几乎与此同时，临潼县人民检察院的一纸公函也到达秦俑博物馆：
郑安庆我院已作了不起诉的决定，现按照有关规定和上级指示，对郑安庆不起诉后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建议，请予妥处。作好善后工作。
1。郑安庆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审，到不起诉决定宣布，这期间的工资和其他应享受的待遇由单位按规定全部补发。。
2。郑安庆在押审查期间，单位如进行调资工作，应按有关文件中关于审查期间的调资规定对待。
3。郑安庆回原单位工作，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单位的各项制度，并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
郑安庆半年多非人非鬼的凄苦悲怆生活从此结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岗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与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这恍若梦境的人生经历使他对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经济上的损失已经补偿，但肉体与精神的创伤如何愈合与补偿？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难道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飘然荡去，不留下任何一点标带着诸多疑问与困惑，他来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学教授的家中。这位教授在听他讲述了自己的悲他怆历与困惑后，苦笑着摇摇头说：“您的不幸经历只能使我同情，但却没法具体地解释和回答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宪法》，还是《刑法》，都没有对办错案和制造冤案的规定与处置方法，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不允许有冤假错案的出现。至于说出现了怎么办，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们对你的不幸洒下几滴同情的泪水外，还没有别的方法来弥补你肉体与精神的创伤。也许你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郑安庆回到家中反复揣摸教授的话，并产生了新的疑问：未来的中国能解答吗？这个未来到底有多远的途程？
最后陈述
显然，袁仲一、程学华、郑安庆等人，不能也无法代表整个秦俑馆，他们的命运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运，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他们，就是袁、程、郑三人。
但是，我还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们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下来——尽管这个描述不及他们整个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尽管他们的命运与其他诸君的命运不同或相去甚远。有一点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人生的链条与一个时代紧紧相连，他们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命运，任何人的个体都无法超越时代，就如同人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
如果把秦俑馆的诸君放在一个时代，也就是刚过去不久的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去审视，就会发现，他们整体的命运不是透明和鲜亮的，相反则是灰暗和愁怆的、无耐和苦涩的——这就是他们的整体色彩。
老一代考古队员不必赘述，就稍年轻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馆现任美工李鼎弦先生，在他就读陕西艺术学院行将毕业的六十年代，原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表现甚优的大学生，只是由于他给某部门写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不是坏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便被拿入大牢，一关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华、最富创造性的黄金时期，就这样在四壁漆黑的监狱中，在孤独、愤懑、疑惑、痛苦甚至绝望中度过了。尽管他若干年后辗转来到秦俑馆，并在美工的工作岗位上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个时代留给他心灵的创伤却是极难消融的，他的心情依然是沉重和忧伤的。当我几次坐在他的对面，并和他探讨二千年前那个放羊的小孩，是怎样拿着火把寻找丢失的羊群，并把兵马俑坑焚烧殆尽之时，他那有些灰黄的脸上始终透出一种压抑的气息。
当我第一次来到秦俑馆和副馆长吴永琪交谈时，得知他原来是一个北京知青，初中毕业或者还没完全毕业，就离开首都北京那平坦的街道，来到陕西的黄土高坡接受教育了。这个时代具体算起来，应该是比李鼎弦先生走进监狱时晚几个年头，但作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是相同的，人生的命运也是接近的。稍有不同的是，李鼎弦实实在在地下了大狱。吴永琪则是从北京的四合院走进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当然，和吴永琪同时代或稍晚些时候来到这里的，还有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知青，只是吴永琪更能让人瞩目一些，这不仅因为他后来有幸读了大学，又当上了秦俑博物馆的副馆长，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早年曾主持过秦陵铜车马的修复工作，由于他凭着自己的才华和毅力出色地主持完成了这项工作，所以他自然地就要引起世人的瞩目，那么，他的名字也将有可能和铜车马并存。
直到今天，秦俑博物馆真正事业有成的人员为数不多，而为数不多的人员中竟有那么多不同的悲怆故事，也着实让人感到有些震惊了。如果回过头来看看那个时代，看看那个“文革”的大框架中包含着的一个个事件性的小时代，竟觉得有些闹剧的味道，荒诞的模样，当这一切经过了之后，当今天的国门已经打开之后，谁都会这样冷静地想到：试想以上诸君的政治命运中假如没有那段痛苦的岁月，他们将为这个民族多做多少善事？
光阴荏苒，人生苦短。才眨眼的功夫，秦俑考古队和秦俑博物馆的第一代人，几乎都不在岗位了。记得我第一次来秦俑馆时，宣教部主任马青云女士跟我谈起她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夫妇的故事，谈笑风生间，显得那么年轻而富有生气，那么潇洒活泼，那么让人激动和感奋。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已经退居二线，尽管她的谈话依然幽默风趣，她对我的帮助依然热情坦诚，但我还是感到她和几年前的那个她已有了不少的差异，望着她两鬓斑白和显然是走向衰老的面容，我的心中翻起了一股莫名的无法言状的悲伤情绪。也难怪，她的女儿，当年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小女孩，也将要做母亲了。而我这部作品中，提到的诸如杨异同、王志龙等等，也已成为第三代人的长辈了。每个人在时间老人面前都是永远的输家。
令人欣慰的是，继我1991 年来秦俑博物馆的那个早春之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又走过了四年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也实现了多波次推进后的一次大的综合性开拓。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已经全面拉开了帷幕。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无论是从事紧张的清理工作还是协助工作，都不会忘记对周围环境的搜索，以希翼会出现“乐府钟”这样的宝物或是其它考古线索。因而在秦俑继七十年代之后的二期扩建工程各施工工地开挖地基的地方，随时会看到考古队员的身影。他们不仅对俑坑周围的地层情况作了全面了解，并且在离俑坑较远的一个枯井旁，发现了一座早期居住遗址，其时代约在春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