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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是勉强被容许保有这种自由的，并且是
靠了一种在国家的现有政体下随时可能被收回的让步保有这
种自由的。不能忘记他们在法律上是奴隶，尽管是一个明智
的，或者是宽容的君主的奴隶。
如果由于人民的无知、冷漠、倔强、刚愎自用，以及由
于用自由制度所提供的强有力的武器武装起来的自私的个人
利益的腐败结合对最有益的公共进步设置了种种障碍，而呻
吟于这些障碍下的失去耐心的或感到失望的改革家们，有时
竟渴望一个铁腕人物来摧毁所有这些障碍并迫使难以驾驭的
人民接受较好的管理，是毫不足怪的。但是（除开这一事实
不说：有一个时常改革弊政的专制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
制造弊政的专制君主）朝着这方向寻求实现他们的希望的人
们，从好政府的观念中漏掉了其主要的成分，即人民本身的
改进。自由制度的好处之一，就是在这制度下统治者不能放
过人民的意愿不管，为他们改善事务而不改善他们。如果不
管人民怎样也能将他们管理好的话，他们的好政府就不会比
一个未经自己提供合作由外国武力解放的人民的自由维持得
更长久。诚然，专制君主可能教育其人民；而真正这样做，将
是对他的专制的最好的辩解。但是任何旨在造就人而不是制
造机器的教育，到头来都会使他们提出支配他们自己的行动
的要求。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的先驱们就是耶稣会会员教育出
来的。甚至耶稣会的教育看来也足够真正唤起对自由的渴望。
凡是增强人的能力的，不管是在多么小的程度上，都会创造
对无阻碍地运用这种能力的更大愿望；普及教育如果不是为
了肯定将诱导人民去想望，并很可能会提出要求的那种状态
而教育人民，就是一种失败。
我决非谴责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以暂时的独裁形式掌握
绝对的权力。自由的民族在古时候曾经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
赋予这种权力，作为对国家用较温和手段所无法消除他弊病
的一剂必要的猛药。但是对这种权力的接受，即使是在严格
限制的时间内，也只有当独裁者，象梭伦或毕达古斯那样，
用他所掌握的全部权力来消除妨害民族享有自由的障碍时才
是可以原谅的。好的专制政治完全是一种虚假的理想，它实
际上（除了作为某种暂时目的的手段）是最无意义和最危险
的奇异想法。以毒攻毒，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
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
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奥古斯都的专制政治使罗马人为
提比略作好准备。假使罗马人性格的整个风格最初没有遭
到近两个世代的温和奴隶制的磨损，他们可能会留下足够勇
气反抗更可恶的奴隶制吧。
不难表明，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
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
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
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
职务。为检验这个命题，就必须联系到上一章所指出的为便于
对政府长处的研究而划分出的两个部分加以考察，即：政府
通过社会各种成员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能力促进社
会事务的良好管理到何种程度，以及它在改善或败坏这些能
力方面的效果如何。
不用说，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并不是指在一切文明
状态都是实际可行的或适当的政府形式说的，而是指这样一
种政府形式，在它是实际可行和适当的情况下，它伴随有最
大数量有益后果，直接的和将来的。完全的平民政府是能够
主张具有这种性质的唯一政体。它在政体表现其优越性的两
个部分都是卓越的。它比任何其他政体既更有利于提供良好
的管理，又促进较好的和较高形式的民族性格的发展。
它有关当前福利的优越性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这两个
原则具有和关于人类事务所能规定的任何一般命题同样普遍
的真理性和适用性。第一个原则是，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
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
才可免于被忽视。第二个原则是，从事于促进普遍繁荣的个
人能力愈大，愈是富于多样性，普遍繁荣就愈达到高度，愈
是广泛普及。
试将这两个命题具体化到当前场合。人们愈具有自·保的
力量并进行自·保，他们就愈能免遭他人的祸害；只有他们愈
是自·助，依靠他们自己各别的或共同的行动而不仰赖他人，才
愈能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取得高度的成功。
前一命题——每个人是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唯一可靠
保卫者——是深谋远虑的基本准则之一，每个能够处理自己
事务的人在涉及到他自己时总是暗含地按照它行动的。的确，
许多人对它作为政治学说感到极大厌恶，并且爱把它公然诬
蔑为普遍自私的学说。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人通常总是爱
自己胜于爱别人，爱和自己接近的人胜于爱较疏远的人，当
这一点不复是真理的时候，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就一定不仅
是实际可行的，而且是唯一可以辩护的社会形式了。而且，到
那时候，共产主义将肯定会得到实行。就我自己来说，既不
相信普遍的自私，我不难承认甚至现在共产主义在人类的精
华中就会是可行的，在其他人中也可能变成可行的。但是由
于这一意见就是不受那些不满于私利占有普遍优势的学说的
现制度的维护者们欢迎，我倒以为他们实际上确是相信大多
数人考虑自己先于别人的。然而，为了支持一切人参加行使
主权的主张，甚至不必要作这种断言。我们不需要假设说，当
权力存在于一个排他的阶级手中时，该阶级将明知和有意地
为自己而牺牲其他阶级的利益。这样说就够了：在没有天然
的保卫者的情况下，被排除的阶级的利益总是处在被忽视的
危险中。而且，即使看到了，也是用和直接有关的人们不同
的眼光去看的。举例来说，在我们国家，被叫做工人阶级的
那个阶级可以认为就是被排除在对政府的一切直接参加之外
的。我不以为参加政府的各阶级一般地有为自己而牺牲工人
阶级的任何意图。他们曾经有过那种意图；看看那些长期以
来用法律压低工资的坚持不懈的尝试吧。但是今天他们通常
的意向恰恰相反，他们愿意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作出相当大
的牺牲，特别是金钱上的牺牲，而且可以说失之过分慷慨和
不分青红皂白的慈善。我也不认为在历史上任何统治者曾有
过如此真诚的对自己的贫苦同胞尽义务的愿望。然而议会，或
者组成议会的几乎所有成员，曾有过一瞬间用工人的眼光去
看问题吗？当涉及工人本身利益的问题发生时，不是仅仅从
雇主的观点去加以考虑吗？我并不是说工人对这种问题的看
法一般地比其他人的看法更接近真理；但它有时是完全同样
接近真理的。无论如何应当恭敬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应
当象现在这样不仅不予尊重而且加以忽视。比方说，在罢工
问题上，我怀疑在上院或下院的主要成员中是否有哪怕是一
个人不坚决相信事情的理由无条件地在雇主这边，而受雇人
的意见简直是荒唐可笑的。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地知
道情形远远不是这样；如果举行罢工的阶级能够让议会听到
自己的意见，问题将会以完全不同的、远远不是那么肤浅的
方式进行讨论的。
和人类事态密切相连的一种情况是，任何保护他人利益
的意图，不管多么真诚，都不能使束缚他们双手的事变得安
全或有益。更加显然正确的是，只有靠他们自己的双手才能
作出对他们的生活情况的任何积极的和持久的改善。通过这
两个原则的连带影响，一切自由社会，比之任何其他社会，或
者比自由社会在丧失自由以后，既更能免除社会的不公正和
犯罪，又可达到更辉煌的繁荣。试将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在
继续保持其自由的期间）和同时代的君主专制或寡头专制国
家的人民作一对比：将古希腊城市同古波斯帝国的州对比；将
意大利的共和国和佛兰德及德意志的自由城市同欧洲的封
建君主国对比；将瑞士、荷兰和英国同奥地利或革命前的法
国对比一下吧。自由国家的较高的繁荣明显得无法否认。这
种繁荣证明它们在良好的政府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越性，此
外在历史的每一页中也是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是将一个时代
同另一时代作比较，而是将存在于同一时代的不同政府作比
较，则任何夸大其词硬说存在于自由国家的开诚布公中的混
乱也一刻不能同渗透在君主制国家整个生活中的对人民群众
的轻蔑的践踏相比，不能同在他们称之为财政安排的掠夺制
度下，以及在他们的可怕的法院秘密中，每日每时发生的令
人憎恶的个人暴政相比。
必须承认，自由的好处，就它迄今被享有的情况而论，是
通过将自由的特权扩及于社会仅仅一部分人而取得的；而将
这种特权公平地扩及于全体人民的政府则仍然是有待实现的
迫切要求。但是尽管向这一点接近每一步都具有独立的价值，
并且在普遍进步的现有状态下比接近更进一步的事情在许多
场合也无法做到，然而全体人民共同享有自由的好处则是理
想上完善的自由政府概念。不管是谁只要有人被排除在自由
以外，被排除者的利益也就得不到其余的人所得到的保证，并
且他们在为他们自己以及社会的福祉发挥能力方面所具有的
活动余地和所得到的鼓励就比未排除在外要少了，而国家的
普遍繁荣总是和这种能力的发挥情况相适应的。
有关当前福利即有关当代事务的良好管理的情形就是这
样。如果我们现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