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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过来的教会握有庞大的军队，在南方、西方和乌拉尔地区成百倍或成千倍地在扩充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
一贯喜爱数学的雷恰洛夫对这支部队的人数作了一个估计。
他手里握着一段铅笔头，计算道：“据一九一三年统计。俄国共有二万多男女修道士，七万多男女见习修道士。一共是多少呢？就是说将近十万出家的僧侣。对吧？现在我们再算结婚的牧师。共有四万七千五百个教区，是这样吧？是的。有教区就有牧师、执事、诵经士、领班和圣歌合唱队指挥……让我们以最低数字——每个教区三个人来计算，总数为十四万多……现在加上宗教管理部门的官员、神学教员……这些人不会少于二万……加在一起有多少呢？二十五万多。这是核心，是近卫部队。要知道还有一些‘团体”、‘神幡手联盟’、‘教区协会’和各种‘联盟’，最后就是模范的教区的教民，教会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他们……算一算吧，列昂尼德，一百五十万，或是二百万军队，很可能是三百万，我不敢担保。他们之中最精锐的部队都在莫斯科一一有多少呢？大概六到八万人，假设有十万人吧。你还记得为了保卫教堂而捧着十字架和圣像的大游行和在红场上的‘全民’祈祷吗？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场面呀！的确，教会是有实力的……”
这股力量现在越来越令人忐忑不安，犹如夜间的大火，时而在大都市的这一端，时而又在那一端燃起，掀掉居民身上的被子，迫使他们把胸膛贴在教堂的墙上；到处是基督教徒们的喊叫声，他们正在预言死亡、流血和饥饿……
每天夜里都有人张贴或往邮箱里投送印有八角十字架的传单。传单上印着拯救教堂的祈祷词和告东正教民众书；报道了在亚力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里彼得·斯基彼得洛夫神父被杀害的情况（“他主张用言教去开导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描述了基辅的都主教弗拉基米尔殉教惨死的情景（为了永久地纪念殉教者，在三月份建立了“弗拉基米尔基金会”。而在莫斯科拟建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人大厦）。
对于教会珍宝被盗一事，不言而喻，在传单上被大肆渲染一番，并做了各种大胆的推测。
或许用存放在法衣圣器室里的圣器从日耳曼人那里换来了布列斯特和约？
可以说，吉洪和这些由地下印刷厂印制的传单是没有牵连的：“炮声中的牧首”（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古洪被选为牧首）是不会去散布诸如此类的谰言而沾污自己的名声。
雷恰洛夫和莫斯科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人民委员获悉，传单的书写和散发是由极右派教唆并直接参与的。宗教事务人民委员感到自己在救世主基督教堂里如同在莫斯科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里一样自由自在，他干脆把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请了来。安东尼是个死不改悔的老牌反革命分子，他出身于古老的赫拉波维茨基贵族之家，这个家族曾占有诺伏格罗德省的大片土地、安东尼脱掉了炫目的军官服，穿上了朴素的长袍，他幻想成为新一代的菲拉列特或尼康。可是，时代变了，沙皇的佞臣们需要的不是尼康，而是拉斯普廷①。安东尼一贯维护罗曼诺夫王朝的利益，早在一九Ｏ五年他就给沙皇出过主意，要“人民复仇者”（也就是求助于黑帮分子）用私刑处死革命者（“大规模的屠杀，仅在一个月内革命之火就在俄国大地上熄灭”，“……神圣的教会歌曲取代了马赛曲，响彻四方”）。尽管在一九一七年登上牧首宝座的不是他，而是优柔寡断的吉洪——这是安东尼的看法。利欲熏天和顽固的大主教在全俄血腥大屠杀中追不及待地充当了一名刽子手，他不辞辛劳，磨刀霍霍，亲自搭起了断头台……
【 ①拉斯普廷：（1872——1916年）活跃在尼古拉二世的宫庭中的骗子手。他出身于农民，青年时代当过偷马贼。拉斯普廷曾冒充“预言家”和“神医”而钻人宫庭，并对国家大事起过很大影响，于1916年12月为保皇党集团所杀。——译者注】
与安东尼不同，《俄罗斯民众同盟》莫斯科分会的领导人之一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没有显赫一时的祖先，也没有家族的徽章，据有些人说，他甚至出身于布衣白丁。他在安东尼眼里是个酒鬼和贪财的人。
每逢见到沃斯托尔戈夫时，安东尼总是嫌恶地撇着嘴唇。可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年底，两位主教大人交上了朋友，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把他俩联在一起了。
如果说能轻易地把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吓唬住（他们什么都害怕，怕封闭他们的报社）；把那些不识时务、玩弄阴谋的军官逮捕起来；而对无政府主义者，红军部队有力量包围被他们占据的私邸；为制服那些总是醉醺醺的《俄国民众同盟》的盟员们，只要加强民警力量也就够了，可是对付教会的武装力量就困难复杂得多了。三月初，计划选定一个重要场所向高级神职人员会议的代表们展览从萨拉托夫省运回来的牧首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井隆重地把约柜转交给圣器室。不久前，在这些约柜里曾保存着基督耶稣的法衣和金银珠宝衣饰，以及圣母玛丽娅的部分金银珠宝衣饰。在这些“全权代表”中，据雷恰洛夫估计，肯定会有安东尼和沃斯托尔戈夫。
尽管盗窃案没有查清，但我并不反对组织这次参观。我明白，应当把围绕失窃圣物所掀起的喧闹压下去，而匿名传单中散布的“布列斯特和约是靠圣器的代价换来的”谣言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我们要给他们发出正式邀请，”雷恰洛夫说，“要请安东尼大主教和沃斯托尔戈夫大司祭做代表。而你再给牧首的秘书、他的法律顾问，以及法衣圣器室的执事打个电话。当然喽，象我说过的那样，你暂时只完成了自己职责的四分之—……不过把四分之一估价一下的话，也值七百多万。在政府机关迁到市里来的前夕，要整顿好秩序……”
三
不难看出，对于主教公会理事会代表团来说，再也找不出比牧首法衣圣器室珠宝匠费奥多尔·克贝尔·卡尔洛维奇更好的向导了。
然而，出于某种考虑，只得请卡尔塔绍夫代替克贝尔。
美术史教授阴沉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吸着烟，团团烟雾飘向高处，在天花板下消失。从他那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看，这儿的一切都不合他心意：办公室已年久失修，墙纸上尽是污迹；他也不喜欢穿着水兵衫，镶着金牙，进进出出忙个不停的沃尔任宁，当然他也看不上我。
“也许，再看一遍珍宝？”我提议道。
“我已经看过了。”
在我没有见到他的这些日子里，卡尔塔绍夫变多了。不久前，还是圆鼓鼓的两腮陷凹了，面色苍白，布满道道皱纹，肚子也小多了，两眼无神，就连坎肩上的小金链条也不那么耀目了……看来，食品危机似乎也波及到他身上。最近几天，莫斯科的食品危机达到了顶峰。
“不想到有粮食的南方去吗？”
“想过了，可又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
“我的老兄，我有些顾虑，”他说，“我可是够胖了……我到了南方。就忍不住要去伊斯坦布尔或是那不勒斯的什么地方，也许会去巴黎，那就糟糕了……”
“那为什么呢？”我挑逗道，“不要食品购买证，没有革命，天也不冷，四季如春，阳光u媚，更不必担心自来水管出毛病。”
“得了吧，不能这么说。这对你，一个国际主义者是这样的，可对我来说，只有俄罗斯，她是不屈服的，尽管文化落后，甚至是农民的俄罗斯……”
“俄国大得很。”
“各有所爱。我在莫斯科住惯了，说心里话，真是习惯了。”
坐在我面前的又是先前那个乐天派的卡尔塔绍夫。
“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典型的农庄主，用现在的话说，是富农，对我说过心里话，那是在我用钟表去换咸猪肉的时候……猪，他说，那些讨人喜欢的猪，为了不把它们送到屠宰场，就在猪圈里用刀捅死……就这么干！”
“这个比喻不大得当……”
“是指拿猪作比喻吗？”
“是的。”我看了看表，又说，“会见的时间到了。”
卡尔塔绍夫哈哈大笑。
“请允许我来谈谈假道学方面的问题。自从查尔斯·达尔文证明了人不是上帝造的，而是猿猴变的，请原谅，是猪、是猴子还是白鹦鹉，不都是一样吗？我希望，我的这不会引起你的反感。苏格拉底、牛顿、出类拔革的拿破仑和哲学家黑格尔和大腥腥或黑腥腥是近视，他们的远祖在树枝上栖息，长着尾巴，在身上抓跳蚤！而猪，是一种安静善良的动物，特别是当它们吃饱了的时候……”
卡尔塔绍夫是属于那种没有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幸运儿。总是这样或那样的情况妨碍他把自已的思想有逻辑地阐述出来。比如现在，他又不得不中断自己的议论：戴着高筒僧帽的威严的大主教出现在办公室门口。
“这位是安东尼大主教，这位是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科萨切夫斯基同志。”卡尔塔绍夫介绍道。
“十分荣幸！”安东尼的声音低沉，他那雪白的长须垂在胸前，在僧帽上缀着钻石十字架和镶满了宝石的椭圆形圣母小像，这使他显得庄严漂亮。
这就是他，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那个想在全俄大屠杀中充当执刀人的安东尼·赫拉波维茨基！
现在我明白了大主教为什么渴望主持俄罗斯东正教会。不言而喻，一个仪表堂堂的大主教竟把牧首的宝座让给了相貌丑陋的吉洪，这实在令人寒心。无可奈何，这是命运的安排。
主教公会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与安东尼相比就逊色多了。粗鲁和不修边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