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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破竹、战果累累，差点就赢了，中国、东南亚许多领土不都归于日本的版图了吗？战后虽然失利，日本宣布投降，那是因为准备得还不够，性子太急了点，多亏天皇陛下高瞻远瞩，及时终止了战争，为日本保存了实力，为后来的再次崛起奠定了基础。今天，日本不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了吗？当年用武力没有得到的，现在不是都得到了吗？这难道不是大和民族全体国民卧薪尝胆，洗刷战争耻辱的结果吗？
——这就是一些日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所以，他们对那场战争无法做出正确的认识、反省和忏悔，尚不具备这么高的道德水准和长远眼光。如果说战败的当初，日本就没有认认真真地向亚洲各国人民认罪道歉的话，那么，在它已经财大气粗，并且敢于向当年打败过自己的世界强国美国说“不”的今天，它还会向经济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亚洲各国低下它那傲慢的头颅吗？
注释：
①以上参见《中国大警告》，（日）本泽二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时事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人如何“雪耻”（1）
3。 日本人如何“雪耻”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中分析说：“在十五年战争中（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编者注），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烟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他甚至认为：“导致战争的文化原因，仍然残存在日本人的意识当中。”①
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曝光，启动了日本少数有辨别是非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和忏悔。但是，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今天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政客和学者们，却在竭尽所能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明星大学人文系教授高桥师郎认为：“《太平洋战争史》首次提到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对挫伤日本人的自尊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他们狡辩说，这种战争史观是美国人强行灌输给日本人的，必须加以抵制和否定。在日本的舆论和政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是能够获得满堂喝彩的。②
那么，说出历史真相就要“挫伤自尊”，到底什么才是日本的“自尊”？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谈到了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的差别。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耻感文化则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文化中，对犯罪行为，人们感到的仅仅是懊恼。而且，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懊恼。他们认为坦白和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
要使有这样性格的日本人承认错误，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们擅长把错误推诿给别人，更何况现在历史真实已被封存。
甚至有人说，一些日本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善恶的概念，也不承认善与恶的对立，他们同时生活在“人情的世界”和“义礼的世界”，让善与恶各得其所，灵与肉同时得救。在前一个世界里，他们放纵情欲，无所顾忌；在后一个世界里，则忍辱负重，谨小慎微。最奇妙的是，它们两者互不妨碍。对于杀人，其实刽子手本人也深以为耻，但是不说出来，这个面子就会保住了，就没有罪恶感了。
20多年前，德国总统魏茨泽曾经在一篇演说中指出，战后德国支付了一千亿马克的个人赔款，而日本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他批评日本战后的四十年，是“荒野的四十年”。战后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曾明确而充满真诚地想对被侵略的各国人民道歉，他们的说法每次都含糊其词，并竟然主张把对本国不利的侵略历史从教科书中删除。
战后，德国还成立了“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和“国民教育研究会”，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陈旧的种族意识，用正确的世界观教育下一代，并且在具体操作中比较研究邻国的历史、政治、地理教科书，对德国教科书进行改进，并与波兰等国合作，主动听取邻国意见。
一个德国作家说：“长期站在被告席上虽然痛苦，却在世界面前塑造了一个敢于正视过去、敢于悔过自新的全新的民族形象。由此获得世界各国的信任，是值得的。”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战后日本采取的态度与有同样处境的德国相比，对比鲜明。战后德国毫不犹豫地彻底地进行了反省、认罪，并且对受害国家给予了巨额的战争赔偿。从小学开始，德国就讲述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国民人人都知道自己国家所犯的罪行。这些做法与战后日本政府采取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为我们未能同日本成为真正的朋友而感到非常遗憾。我殷切地希望，在彻底清算过去的基础上，早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也说：“世界要求日本从利己价值观向利人价值观转变。这是世界潮流。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在金融界、证券界、大建筑公司出现了许多漏洞，暴露了日本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本性，也暴露了日本社会背后的人际关系，以及过去自私、利己的积弊。必须从自私向与世界协调的方向转变。在这个问题上要恰如其分地去做。世界形势迫使日本要大大转换价值观。日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不打算大幅度转换价值观，就要成为世界的孤儿。”
日本学者尾村太一郎在《与暧昧的五十年诀别》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日本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财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日本应该明白，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②
《犁与刀》 第三部分日本人如何“雪耻”（2）
《安妮日记》是犹太少女安妮在被纳粹杀害之前写下的一本真实的日记。这本书的销量，在日本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这本书的内容让全世界的读者心灵都为之而震撼，让人们思索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和平、什么是正义。然而，正如一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的日本读者并不是把这本书作为犹太人问题、纳粹问题来阅读，虽然他们把“安妮”看作一个因战争而被害的天真无邪、纯洁的少女的象征，但是在阅读的时候，这些日本人巧妙地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转变——他们自己成了像安妮那样的战争的受害者。③
于是，作为战争挑动者和实施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突然消失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到过异国的土地上去杀害和奴役平民，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给他国的人民带去过死亡和血泪。恰恰相反，日本仅仅是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的原子弹的受害者，他们固守着自己国家是“受害者”的意识。这些日本人看待历史，是绝对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无限夸大，而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他们坚持用显微镜去看待别人的缺点，却在自己的错误面前固执地闭上了眼睛。否认侵略的日本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在本国的历史教材上涂一笔重重的浓墨，就能把自己国家的罪行涂抹掉。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恰恰加深了他们国家的历史罪恶和丑恶。用一百个错误来遮盖一个错误，恰恰加重了自己的错误。
中国著名作家张贤亮曾经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抵制日货》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日本著名女作家、《华丽家族》的作者山崎丰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地到宁夏来访问他。山崎女士学识渊博，修养很深，谈吐高雅，特别是对人谦恭有礼，用张贤亮的话说就是“弄得不拘小节的我常常手足无所措”。但是一谈到原子弹，他却按捺不住地要反驳山崎女士几句。因为在谈到中国的“文革”时，山崎女士说，中国的“文革”就像日本挨的原子弹，对人民都是一场大灾难。张贤亮当即反驳她说：“中国的‘文革’可和日本挨原子弹不太一样，‘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整自己，其实中国人既没有反党也没有反任何别的国家，老百姓完全是无辜的，‘文革’对中国人是一场无妄之灾；而日本人挨了原子弹，却要思考思考自己在别国的领土上先干了些什么，人家为什么要在你头上扔原子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步！”
但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和平纪念馆，原子弹爆炸前的“日本同他国交战”的历史，只是以几张图片略略带过。相反，对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惨状细节的描述，是极其详细而完备的。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Alan Booth）在参观该馆后，曾在文章中写道：“从它的形容看来，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过类似的战争悲剧。”
更让人感到离谱的是，不仅日本政府在国内搞恶意渲染的撒谎教育，而且有日本媒体也试图在国际上指手画脚。
为纪念世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