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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国总统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曾说：“我认真阅读了可以得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前景的文献，又与中国人打了将近1/4个世纪的交道，我相信，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出发：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中国这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历史延续性，有世界20％的人口。同时，在过去两百年中蒙受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耻辱而造成的民族不满情绪，以及日益增长甚至达到自负程度的自信，驱动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尽管目前其实力尚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甚至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优势。”
有人形容中国经济增长是“世界迈一步，中国跨三步”。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GDP剔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增长9。4％，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增速相当，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的3倍强，位居世界之首。其中，1990~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3％，比改革开放前3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3。2个百分点。
难能可贵的是，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2004年世界经济出现不景气，而我国在有效治理通货膨胀之后，初步遏制了通货紧缩的趋势，避免了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2年10月14日上午在杭州演讲时高度评价中国近年来取得的进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感到羡慕。安南说，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而中国则继续增长，像这样的国家寥寥无几。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的经济保持近8％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迄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国是惟一能不受以美国为中心的日益严重的全球周期性衰退影响的国家。全世界都可将通过中国GDP增长实行调整而获得莫大的好处。②
《犁与刀》 第四部分中国的潜力有多大？（2）
显而易见，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可以忽视的国家。特别是20世纪的后20年以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急剧增长，已使世界大国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综合国力通常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其内涵包括人口和自然资源，以及各种“硬实力”和“软实力”。综合国力中的硬实力主要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统计，中国经济在1799年达到顶峰，当时的GDP占全球的44％，这个比例比今天的美国还大一倍。而根据高盛集团（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的统计，中国这个“世界最大”一直保持到1840年。而在此之前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当时的影响更多限于亚洲。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则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复兴”是比“崛起”更准确的表述。他认为，假设美国按照2％而中国按照6％的速度增长，中国在2025年后的某个时间里GDP将和美国的相当，但他提醒中国人注意，届时中国经济在构成和复杂程度上仍将远逊于美国；中国人均收入要和美国持平至少要到2075年以后。
所以，“中国要形成对美国绝对优势的挑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并且，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消灭极端的贫富差距对于要想复兴的中国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在这方面不须赘言，只要回顾一下邓小平多年以前说过的十个“如果”，就知道我们今天需要在哪些方面保持警觉了：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问题。（见《与日本友人的谈话》）
——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见《在中顾委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见《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出处同上）
——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见《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
——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 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六万亿美元……就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见《与捷克总理的谈话》）
——……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见《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见《会见马来西亚朋友谈话》）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见《南巡谈话》）
而现实中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社会的平衡和稳定，我们不得不对说这些话的那位民族伟人的远见卓识和忧患意识表示钦佩。所以，中国政府对已经遇到的一切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一定会把主要精力继续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而不会过多涉足国际事务。
即使如此，与中国一湾海水之隔的日本，对于中国这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崛起，也越来越忧心忡忡。为此，我们自己需要明白的是：崛起是有条件的，和平崛起更是有条件的。
国外对于中国地位的一些争论，有的纯属学术范畴，有的则带有国际政治角度的背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用哪种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这就是在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危机面前，在中国自身宏观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深层次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不但没有衰退和崩溃（而按照国际上某些“专家学者”的描述，中国经济应该崩盘不止一次两次了），反而保持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上的确有不少人心存“中国是不是太好了？好得简直不能让人相信”的疑问。但疑问归疑问，太坏的事情在中国确实没有发生。更令人们想不到的是，美国学者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话音刚落，才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的总理已经在为粮食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对于日本，之所以“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有大市场，是与其一贯对中国的态度分不开的。在《近代中日启示录》中，记载了明治维新元老、军阀山县有朋当年针对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讲的一段话：“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李兆忠这样评价日本：忧患意识无疑是大和民族的一笔巨大的、可贵的精神资源。但同时又包藏了一种阴暗自私的心理，就是对邻国的强盛和发达，抱着敌视和戒备。近几年来，日本列岛又响起来大惊小怪的“狼来了”的呼声，这头“狼”来自中国大陆，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神经过敏的日本人感到了威胁。“中国威胁论”……其实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是过去的翻版而已。纵观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直至今日，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始终抱有警戒之心，并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扼制和阻挠。事实上，他们已经两次成功地扼杀了中国转向现代化强国的机会，一次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全歼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之后，割地、巨额索赔、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次是20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日军对中国的大肆侵略，那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起飞时就被这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