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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岛由纪夫策划自卫队兵变失败，在重建一个军国主义日本的美梦破灭后，他选择了自杀，他企图以生命来“唤醒”日本同胞。然而，他的死亡与他的作品一起成为了日本病态民族性格的鲜活见证。
所以，对于日本人的特性和趣味，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讲道：“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对抗的敌人中，日本的脾气是最捉摸不透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她描述了这样一个个事实：
——甚至我们（美国军队）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也反映得很明显。这些士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这些在日本确实是陌生的。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进行抢救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
对伤病员的这种态度既然是日本人对待本国同胞的基本原则，那么，这一点对处理美军战俘上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按我们的标准来看，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都是犯了虐待罪的。
日本的这种关于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西方任何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时便向敌军投降。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将通知本国，使其家属知道他们活着。无论是作为一个军人或平民，或在他自己的家庭中，他们都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对此则不同。荣誉就是战斗到死。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是赤手空拳冲入敌阵，进行集体自杀式的进攻，但绝不应投降。万一受伤后丧失知觉而当了俘虏，他就会感到“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丧失了名誉，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当然，日本军队有上述内容的命令，但在前线却显然用不着对此进行特殊的正式教育。日军忠实地践行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与战死者的比例为142比17166，也就是1比120。而且，这142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人外，他们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一个人单独或两三个人一起来“投降”的就更少了。在西方国家的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该部队罕有不停止抵抗的。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4比1。而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其比率为1比5，这与北缅的1比120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②
1943年12月20日，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湖南常德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他在给《时代》周刊写的报道中描述说：“人们会问，日本农民在国内时视粮食为珍宝，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但为什么到了中国后，他们不仅掠夺中国农民的大米，而且朝着运不走的粮食大小便？人们会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日本兵在进入孤儿院后，偷走孤儿的被褥，并不嫌其烦从楼下的院内搬来大块石头，将一所职业学校的纺织机械砸得粉碎？他们闯入学校，向墙上猛摔墨水瓶，从中又得到了什么乐趣？”③
除了日本人自己，实际上大概没有人能回答这些尖锐的问题。日本文化的某些“精髓”，恰恰渗透到了日本军人这些匪夷所思的“乐趣”之中。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2）
1936年日本陆军少壮派发动的“二二六事变”，决定了日本帝国主义走向了覆灭的不归路。尽管事变被宽大地镇压，但事变中少壮派残暴地杀害了多名“卖国”的日本高官，使决定日本命运的高级政客们从此被吓破了胆，加之从法律上对舆论的限制，让日本媒体从此噤若寒蝉。自“二二六事变”以后，已经没有了和平政治，整个亚洲开始被狂热的日本中下级军官一步步拖入全面战争的深渊。
这时，不能不提及日本对战时中国首都南京实施的大屠杀。那场大屠杀至少夺去30万无辜中国人的生命，更为可恨的、也更让中国的男性感到耻辱和悲愤的是，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并且连老人和少女也不能逃脱他们的魔掌。
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妇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自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1937年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木棍、芦管、萝卜塞入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④
《菊与刀》中说：“据说征集兵一旦接受了军队教育，往往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真正黩武的国家主义者’。但是，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而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日本70年的侵华史和15年侵华战争史。从1874年日本侵略我国台湾开始，日本发动了一系列践踏中国的战争：1894—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04—1905年日俄战争；1914年从德国手中夺取山东胶州湾权益；1927年三次“出兵”山东；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又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开始进行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此日军攻城略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以下列数其恶行：
凶残屠杀：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直到南京，使我70万同胞血染长江南北；
烧杀劫掠：蹂躏沦陷区数万万同胞，无视国际公法，实行毒气战和细菌战，对我和平城市狂轰滥炸。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通过暴虐坑杀，制造了80多个“万人坑”；
实施“猎兔作战”，抓捕中国劳工42万人到日本服苦役，伤亡逾14万人。⑤
日军的暴行和罪恶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它使我国在物质上、精神上受到最为严重的伤害，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作为一个民族的记忆，是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被淡忘的！
更有洗不尽的耻辱——“中国慰安妇”问题，至今还伤害着中华民族。笔者的故乡河南，是侵华日军性暴行的重灾区。研究表明，自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安阳后，侵华日军在河南沦陷区内大规模、有组织地实施了慰安妇制度。迄今至少发现当年的安阳、新乡、洛阳、开封、夏邑、邓县（今邓州）、漯河、舞阳、周口、许昌、宝丰、临汝（今汝州）、考城（今兰考）、鲁山、虞城、信阳、永城等地设有“慰安所”、“慰安营”、“花乃家”等慰安妇机构，其中被充当发泄工具的是大量从当地强行征召的河南妇女。
1941年12月13日，日军从开封朱仙镇大律王庄仅一次就抓走240名男女，女的全部送往开封“芙蓉院”做“营妓”；1945年春，日军在鲁山等地抓捕10多名女子组成“慰安队”供日军淫乐；邓县（现南阳邓州市）的“慰安所”连５０岁的老妪都不放过；日军一名伍长回忆说，他在信阳养伤时曾接受过“慰安”……
后来，这些妇女大部分都患上了各种传染病，一个个被拉出去火烧、活埋、枪毙或因逃跑不成而被日军用刀劈死，只有少数人在日军投降时被解救。
1944年4、5月间，驻天津日本司令部官兵强奸中国妇女80名，然后送往河南的漯河、郾城一带，强行为前线日军“慰安”，受到了日军的性虐待，命运凄惨。这些被强制送到河南的80名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