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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蛇神的形象还可以在玛雅遗址中著名的博南帕克画厅等处看到。要说它的形象，与中国人发明的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能腾云驾雾的龙，还着实有几分相像。起码在蛇身主体加腾飞之势（羽蛇的羽毛）的基本组合上，是一致的。此外，如画厅一室屋顶上画的羽蛇头、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与龙头也有较大的类以。而且，羽蛇神和中国龙崇拜都与祈雨有关。
有人说玛雅人的羽蛇神是殷商时期的中国人带过去的中国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其中所说的玛雅人，首先应该改成中美洲人。因为，中美洲的许多民族都有对羽蛇神的崇拜。而且，与中国龙有关的雨水纹图案也可以在中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迹中发现。
然而，要证明中国龙与中美洲羽蛇神的传播、吸收关系，难免有很多牵强之处，确实，有人猜测，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数百年就“发现了新大陆”。但是，中国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了龙这种想象出来的动物图案（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玛雅、或中墨西哥及其他中美洲地区的羽蛇神崇拜也早于这个所谓的“发现”时间。（这个发现一说尚有待证实，而且，即使此说成立，大概也是在12世纪）即使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洲很早就有洲际文化交流，然而，文化使者的数量一定不会很多，文化交流的效果也只会限于文化的较浅层。像托尔特克人那样通过反客为主来将自己的神强加给玛雅人的事，恐怕不会发生在登陆的中国人身上。
有些西方学者非常希望在美洲、东南亚、甚至欧洲各文明之间找出一种一脉相承的一统关系。甚至任想象力随意驰骋，不惜将大陆板块漂移、跨洋航海交流、甚至怪力乱神的指点山河等等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扯到一起，欲证明一些文明间的相似有着深层而精致的根源。这种一览寰宇小的普遍联系倾向，也许发端于人们喜欢将知识片断罗织成网、联成体系的自然愿望。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古代中美洲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如果我们将神秘而遥远的古代玛雅文明放到它实实在在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同时，也把中国龙观念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真实背景中去，那么，这种纯粹由一种表面相似和传播猜想所组成的观点，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我们不能简单地在羽蛇神和中国龙之间划等号。
关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联结确实有许多诱人的发现。其中包括比海上往来更为确凿（已有大量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的证实）、更为有趣的陆路交通。也就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海平面较低时这条通道是宽畅的陆路）到达美洲之路。美洲印第安人很可能是蒙古高原上的一支向东迁徙而形成的。然而，这个过程应该在上万年甚至几万年前。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中国龙的故乡，与羽蛇神的“统治”区域，可能在更远古的时候来自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文化是不断在交织、变化中的。然而，有一些根本的、原始的元素却会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羽蛇神羽扇作尾，保留蛇身本形；而中国龙在蛇身这个基本形态之上又添加了那么多特异功能，几乎把动物界飞禽走兽游鱼的特长集于一身。这两种被崇拜的象征性动物当然不是一码事。中美洲各地现在都有羽蛇神崇拜，但是这种羽蛇形态的最早发祥地却难以考证了。中国人现在于世界各地舞龙雕龙，声称自己是龙的子孙。可是，回想一下中国5000年历史上几朝改天换地、不断民族融合的过程，这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龙崇拜本身，都是一个不断形成、演变的过程。这两种崇拜形象除了在蛇身（玛雅人从古典时期开始就崇拜蛇神）这一点上相同以外，实在是各有各的特征，风马牛不相及。
这个蛇身的基本相似点确实引起人们对两种文化渊源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不应被简单化的联结引入歧途，不应导致草率的等式。
说到蛇，另一个赋予它重要意义的文化就是圣经文化。小到希伯来文化，大到基督教文化。如果给羽蛇神和中国龙有相似关系加上这只角，构成一个概念和地域文化上的大三角形，那么，它们所引发的思考一定会更丰富吧。也许人类对蛇这种防不胜防的无声突袭者怀有普遍的恐惧。这种恐惧起源极早，而且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又或许欧亚、美洲各地的早期人类，确实在远古时代发源于同一类文化，保留着类似的文化忆痕。又或许这些全然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巧合。毕竟这些蛇形都不是各自文化的全部，而仅仅只是一个小侧面。
文化的表象真是大有趣了。它不仅处处体现了人尽量解放自己、为自己获利的过程，也处处体现了人尽量限制自己、为自己设置障碍的过程。有劳动力的开掘和解放，也有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和消耗。与此同时，文化还制造出那么多特殊的符号和象征。它们既是对原始记忆的复写，又是对文化潜意识的建设。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殊形象的重要文化地位与文化功用，所以，当我们在地域上如此遥遥相隔的文化中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时，才会那么惊奇和激动。而能否在它们之间发现某种联结，这个问题才会对我们变得如此重要。
羽蛇神不是中国龙，也更不会是圣经中的撒旦化身。但是这三者确实都是蛇的变体，又确实都从最初就在各自的文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文化角色。单凭这一点就发人深思。不过，猜测不等于事实，相似仅供启发。
“玛雅一中国文化连续体”
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在谈这一文化联系时提到了“亞”形问题。“亞”形在中国文化中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明堂宗庙的平面图即为此形；殷墟墓坑的平面图亦为此形。但是，金文中亚字有两种形式，一为方形缺四角，另一为左右上下中五个方块合成十字架形。这两种形状孰先孰后关系到对这个符号的解释。
张光直先生不知怎么产生到新大陆史前考古中寻找旁证的灵感。他发现中美的玛雅等文明也有“亞”形符号，并且这个符号是由方形四角加四株“宇宙之树”内凹而成。由此他想到，作为天地沟通场所的宗庙明堂也是在四隅象征性地标志通天神木，从而使方隅内凹成“亞”形。
不过，张先生并没有将这种文化连续体定义为前后相继，而是认为它们很可能源于同一种祖型文化。
随着玛雅研究的深入和世界对中国的日益了解，这种连续体假说越来越不像是捕风捉影。我们当然不是要在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之间的相似之处划等号，更不想用“洋际文化交流”这种草率而不合逻辑的胡乱联系来解释早期文明的相似。所谓文化连续体的思考，是要将这两种遥遥相隔的文明，放到人类演进历程的更大时间跨度中去，将文明的源头引向人类的祖源。
长期以来，史学家们轻易地同意：我们人类的所有人种全部来源于非洲。直立人于距今约100万年前离开非洲，在温带地区建立了苦干个聚居点。这些最初分散的人群最后都或迟或早地演化为蒙古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但是，这个直观明了的框架遭到来自史前考古领域的多次挑战。而且这100万年至世界文明发祥期的数万年之间，还有那么广大的空白需要填补。于是，从文明发祥时期向上推溯，成为另一条有效的研究路线。
玛雅文明是古代美洲最先进、最完善的新石器文明。迄今为止，在美洲只发现了旧石器晚期以后的人类活动痕迹。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美洲人类来自他方。那么，他们是从何方、又是于何时迁徙来的呢？一说从欧洲而来，但缺乏有力依据。旧石器时代晚期，北部通道格陵兰岛被大面积冰川所覆盖，人类无法选择这条通路。由欧洲通向亚洲的必经之地，里海，也因发生海侵而面积增大，从而隔断欧亚，令人无法跨越这片水域。
另一说从亚洲而来。通道是现在美、亚洲之间宽度仅90公里的白令海峡。35000年前，海平面曾一度下降，水深只有近40米的白令海峡露出海底，成为宽达1500多公里的陆地，在古地理学上称作“白令及亚”。之后海平面回升过，但在25000年至12000年前的那段时间里，海平面下降再度达到了开通这条通道的效果。这样一个宽畅的通道完全可能是第一批踏上美洲大陆的人类所走过的路。
从中国华北向东北延伸、通过白令海峡、直至北美，在这样一个区域里广泛发现一种共同的旧石器期工具，楔形石核。这种石核可能产生于更早的两极石核，也是制造石片的用具。这种工艺在中国华北有很长的发展过程，可以上溯至大约三万年前。而沿着这条路线，愈向东走，这种石核出现的时间越晚。与其说这是技术交流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很小），不如说这是某一支人类带着这种技术向东迁徒的结果。
中国人属于较典型的蒙古人种，也就是“黄色人种”。黑发，粗而且直；体毛很少。幼儿臀部有骶部色素斑（蒙古斑），在中国有些地区俗称“青屁股”。眼裂较狭，而且多数人具有位于眼内角的内眦皱裂。蒙古人种现在分布于西伯利亚、蒙古、东亚、南亚、以及太平洋群岛等地。还有一个重要分布区就是美洲。美洲印第安人虽然有较大的变异，但仍可认为与蒙古人种为同一群类。就玛雅人而言，不仅拥有内眦皱裂、幼年骶部色斑、体毛较少等蒙古人种的独有特征，而且玛雅人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