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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可笑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在人身上重新发现了四大要素，并把大、小宇宙的类似弄到荒唐的地步），这个观点是革命性的。它推动了对人的整体，首先是对人体的考察。巴斯的阿德拉尔的科学大百科全书详细地介绍人体解剖和生理学。这与医学和卫生学的进步相伴随，并支持了医学和卫生学的发展。这个重新被赋予肉体的人，以全副精力投入人类爱情的发现。这是12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这是阿贝拉尔悲剧性地经历过的，也是狄尼斯·德鲁日蒙那本著名的和引起争议的著作的主题。这一作为小宇宙的人生活在和世界的协调一致之中，处在一个由他再造、与他和谐的宇宙的内部，以及建立与世界联系的环境中。无穷无尽的前景在他面前展现；这一切由欧坦的贺诺琉斯，也许更多地由一位非凡的女性、修女院院长宾根的伊尔德伽普及化了。后者在罕见的著作，如《西维亚书》（Liber
Scivias）和《预言书》（Liber divinorum operum）里，把新的理论同传统的修道院的神秘主义搀合起来。其中还包括很快就到处闻名的小型插图，使得这些著作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这里请读者们注意一张小型插图作。品，它带着一种对肉体形态的爱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作为小宇宙的人，它表明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并不需要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也能达到把对形式本身的美学偏爱，同注重正确比例结合起来的水平。
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的最终信条，无疑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人，他能够用理智把握自然，也能够通过行动改变自然。
“工场”和“工匠”
生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12世纪知识分子，根据这张插图，把宇宙看成处于手工作坊嘈杂声包围之中的巨大工场。这个把世界当作工场的恬淡寡欲的譬喻，在更为活跃的感应场中，以更大的效应，被重新接受下来。赖歇斯堡的盖霍赫在他的《论神的建筑》（Liber
de edificio Dei）一书里，谈到“这个巨大的、包括整个世界的工场，这种类型的宇宙的车间……”。（illa
magna totius mundifabrica et quoedam universalis officina）
人在这一建筑中，作为漫游的和劳作的手工劳动者，占据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在上帝和自然之外，重新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创造者工匠（homo
faber）。康歇的威廉说：“每个作品都是创世主的作品，自然的作品，或是竭力仿效自然的人类手工工匠的作品。”
这样人类社会的图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赋予 12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自身意义的观点来看，它必然会把所有人类劳动者包括在内。通过这样为劳动恢复名誉，以往受到蔑视的人，将被吸收到人类国度这个上帝国度的图像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波利克拉替库斯》（polycraticus）中把农业工人归还给社会：“他们是在农田、牧场和园林里劳作的人”，然后是手工工匠：“他们是纺羊毛工和制造所有其他机器的工匠，制造水器、铁器、铜器和其他金属器具的人。”这一观点超出了旧学校七种人文学科的范围。新式教学不仅必须给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等新的学科提供位置，而且也必须给科学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人类职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提供位置。圣维克多的雨果在他的教学大纲《大纲提要》（Didascalion）里采用了这一新观念。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他著名的定理中发展了这一观念：“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他还补充说：“人们通过人文学科到达科学的家乡，而每种人文科学都表现为一个城市阶段。”第一座城是语法学，第二是修辞学，第三是辩证法，第四是算术，第五是音乐，第六是几何，第七是天文学。到这里一切还都是传统性的。但这一路程尚未结束。第八座城是物理学，“希波克拉底在这里把草本与木本植物、矿物和动物的天性和本质传授给朝圣者”。第九座城是力学，“朝圣者从中学会了金属、木材和大理石的加工，学会了绘画、雕塑和所有的手艺。在这里尼姆罗德建成了他的巴比伦城门，所罗门盖起了他的寺庙。在这里诺亚完成了方舟，传授了修筑城堡的技艺和怎样用不同的织物纺织。”第十一座城是经济学。“它是通向人的家乡的门户。在这里地位与尊严得到安排，职能与秩序得到区分。急于奔向自己家乡的人们在这里进行学习，以便根据功绩进入到天使的等级中去。”12世纪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奥德修记”最后就这样以政治学作为结束。
个性
我们应该区别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个性和气质，沙特尔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与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和康歇的威廉则首先是科学家——这方面他们是“沙特尔精神”最独特的倾向的杰出代表。通过他们，12世纪抛弃了束缚住如此众多的人的咬文嚼字的幽灵。阿贝拉尔写信给爱洛依丝说：“我对理论学说的关心，更胜过对雄辩口才的关心；我专心致志于描述的清晰，而不是滔滔不绝的词藻堆砌，注重词字面上的意义，而不是修辞的华丽。”这一原则也是翻译家们所运用的，漂亮的异教学说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切斯特的罗伯特写信给彼得·维尼拉比利说：“我对您构筑您奇妙的大厦所需要的那些材料，既不作 很大的削减也不作变动，除非这有利于理解……我也没有试图为这种可憎与可鄙的材料镀上一层黄金。”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另一方面，更接近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清楚，是个可爱的有教养的人。他虽然是个沙特尔人，他也是个文学家。他竭力试图保持二者的良好平衡：“就像不受理性启示的雄辩术是轻率与盲目的，语言笨拙的科学也是同样地虚弱和独臂的。人会沦落为畜牲，要是不让他们使用学会的雄辩术。”
吉尔伯特·德·拉波雷是位思想家，也许是 12世纪最彻底的形而上学家。他也成了固守传统的人士和圣伯纳德的牺牲品，但他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妨碍他振奋无数的学生（里尔的阿兰，亚眠的尼古拉都被认为是拉波雷一派学者），和在他的普瓦捷主教管区激发民众和教士的热情。
影响
沙特尔主要培养了一批先锋战士。在巴黎，在阿贝拉尔掀起的潮流之后，信奉传统宗教学说的温和派人士开始吸收消化一切能从革新派那里获得的不会引起丑闻的东西。这方面首先是主教彼埃尔·朗巴德的著作及彼得·康默斯托的著作，后者喜欢读书的劲头是出名的。朗巴德主教的著作是《教父名言录》，康默斯托的是《教会史》——一部关于《圣经》所包含的哲理与史实的系统阐述。这两本书以后都成了 13世纪大学教学的基本教科书。正是通过它们，少数勇士的发现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多数人的运用。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建设
这一知识分子类型只有在城市范围内才能得到发展。他们的对手和敌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咒骂城市和新的知识。12世纪末的圣日内维耶伏修道院院长，图尔奈的斯特凡，为神学中“辩论”（disputatio）课程的侵扰而震惊：“人们在糟蹋神圣的学说的同时，公开争论神性之谜和基督下凡……三位一体被割裂开来，并在十字街头撕成碎片。有多少理论，就有多少谬误；有多少听课班，就有多少丑闻；有多少公共广场，就有多少对上帝的亵渎。”他还把巴黎的教师们称为摇唇鼓舌者（venditores
verborum ）。
他以此同丢兹的鲁佩尔院长相呼应。后者在12世纪初听说城市学校的人在耍笑他，就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修道院，搬到城市里，居住在敌人中间。在城市里他已目睹每个街角的讨论，并预见到灾祸将蔓延。图尔奈的斯特凡提醒大家，所有建设城市的人都是无信仰的，他们不在尘世这个临时处所搭个帐篷过夜，却在那里安家落户，还替别人建造房屋。他通读了圣经，并从中获得一部反城市的宏伟史诗。在凯因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由约书亚的神圣号角摧毁的耶里柯之后，他历数伊诺赫、巴比伦、亚述、尼尼微和巴别塔。他说上帝不爱城市和城市市民。而当今充满了教师与学生的无用争论的喧嚣城邦，无非是所多玛和戈莫拉的再世。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然而，什么叫“艺术”？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艺术（Ars）是技艺（TEXVN）。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据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说法，在随后来到的下一个世纪里，圣托马斯的全部结论都是由此得出的。“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于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在全部科学中，‘人文学科’被称为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制造为前提，它们直接来源于理智，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
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 scolarum
regimen）：“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