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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的丹尼尔只看到巴黎因循、腐朽、陈旧的一面。12世纪的巴黎还有另一些东西。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懂得对希腊和阿拉伯的材料进行初步加工，即做翻译的工作，这使西方知识分子有可能吸收这些材料。
基督教文化接受东方的贡献的中心，是在别的地方。最为重要的中心沙特尔和巴黎，及传统的中心拉昂、兰斯和奥尔良，都位于那些商业交易与产品加工地区——这是制成品的交易与加工——位于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就像阿尔奎围预言过的，以及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咏唱过的那样，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出现了一种文化，它将使法国成为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第一个继承者。
巴黎：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
由于卡佩王朝不断增长的声誉，巴黎是这些中心中最辉煌的一个。教师们和学生们或者在巴黎城区及它的大教堂附设的学校中，或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享有更大独立性的塞纳河左岸摩肩接踵。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往东进而到圣维克多神父会学校，往南则登上山坡，山顶上是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和它所属的那所大学校。除了圣母院、维克多神父会和日诺凡瓦神父会的专职教授外，较为独立的教师，那些“获准”的教授——他们得到了学校以大主教的名义发给的授课准许证（Licentia
docendi）——在他们私人住处或者在他们能够进入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或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巴黎的声望起初要归功于出色的神学课，它们构成学校课程的尖端，但很快就更多地得益于辩证法课程。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充分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并依靠推理，以促使思想的理性进程胜利实现。
这样，巴黎在实际上和象征意义上成了一部分人的指路明灯，一切精神享受的源泉；对另一部分人则是魔鬼的罪恶渊薮，在那里受哲学败坏所侵袭的精神反常，同沉溺在玩乐、酗酒和妇人之中的无耻行径混杂在一起。这个大都市是个腐败的场所。巴黎是现代的巴比伦。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教师和学生们：“逃出巴比伦的围墙，逃吧，拯救你们的灵魂。大家赶快一道去‘避难之城’（指修道院），在那里能够忏悔你们的过去，并生活在仁慈的怀抱中，能够深信不疑地期待未来。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远来得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教给你更多的知识。”
另一位西受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说；“啊，巴黎！你是怎样学会迷醉与颠倒人的灵魂的？在你的城墙内，色情的网罗，邪恶的陷井，地狱的箭矢，使纯洁无瑕的心灵堕落……然而与此相反，学校是多么幸运！在那里基督把智慧的语言传授给我们的心灵，在那里我们无须工作或听课就学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们不买一本书，不需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那里绝无一点争论的喧嚣，绝无一点诡辩的纷坛，所有问题的解决在那里都非常简单，人们在那里学习一切事物的起因。”
纯洁的圣徒派就这样用寂寞的学校反对喧闹的学校，用修道院的学校反对城市的学校，用耶稣基督的学校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们同修士界的根本对立（后者在12世纪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运动，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规的极端倾向），在下引西妥教团的修士、圣伯纳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显表现出来：“圣山的兄弟们！他们把东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们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带到了冰冷的高卢国土，带入这寂寞的生活，这天国生活的再现。”
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识分子使得西方国家摆脱了另一个亚洲和另一个非洲的虚幻形象；摆脱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虚幻形象。
但修士们的倒退运动本身也为新型学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131年兰斯宗教会议禁止修士们在教会机构外从事医学研究：希波克拉底是畅通无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纳德的看法。 1164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信给托马斯·贝克特：“我绕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们情绪轻松，教士受到尊敬，整个教会享受着尊严和光荣，哲学家从事各种活动，这时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顶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为这次幸运的朝圣旅行所感动，我得承认：上帝就在这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的心头涌出下列诗句：‘最幸福的终身流放，就是居住在这地方。’”哈温特的修道院院长菲利普，认识到城市教育活动带来的利益，给一个年轻的弟子写信说：“你为对科学的爱所驱使，现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这个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居住的国度，是智慧的所罗门居住的国度。那里竞争激烈，教士项背相望，他们的人数将逐渐超过众多世俗民众。这幸运的城市啊，圣经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阅读着，其中错综的奥秘因圣灵的恩赐而豁然开朗，在那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发展的神学，人们应该称它为纯美艺术作品的所在地！”
“哥利亚德”
在所有这些赞颂巴黎的协奏曲中，响起了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声音，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声音：“哥利亚德”。对他们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这些“哥利亚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隐姓埋名，他们有意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传奇，他们的敌人出自恶意中伤和诽谤所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见蒙蔽的新时代的史家与学者描述的奇谈，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会和宗教会议的裁决，以及12与13世纪教会作家的记载，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哥利亚德或游方教士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时而带着激动的眼光——年轻人恣情成性——时而惊恐万分地、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难道还不是危险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看成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一个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开放阶层。究竟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清楚“哥利亚德”这个称呼的来源。不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排除不切实际的词源学探讨，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来自“哥拉”（ Gula）即“兽嘴”，用以表明这个帮团的成员是些贪吃鬼或牛皮大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肯定，把历史上的哥利亚定为“哥利亚德教团”的创始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可以从图书目录方面找到一些有关某些哥利亚德的细节材料，那是些以“哥利亚德”为名的个人或集体所作的诗歌集（carminaburana）和同时代人对他们严词批判或痛加斥责的文章。
求知的浪游
在哥利亚德的圈子里，无疑有一种对社会批评的爱好。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城市、农村或者甚至出身贵族，他们首先是背井离乡的人，时代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时代里，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把破落户、冒险家和倒霉蛋扔上街头，使他们集中在城市这个他们的会聚点。哥利亚德是这个标志着12世纪特征的社会变动的产儿。这些脱离固定社会结构的人，在所有维护传统思想的人看来乃是奇耻大辱。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哥利亚德则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作为贫困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构成城市学校里的“穷学生帮”。他们勉强能糊口度日，靠为富裕的同学当仆人，甚或乞讨为生，因为正如德意志人艾伯哈特所指出的：“巴黎对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