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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看了你们已经出版的几种“讲课实录”，无论是内容的分量，还是文字风格，乃至整体的印装设计，感觉都挺不错。你是怎么想到策划这个选题的？
答：说来话长。直接的诱因是，大约五年前，我买了万绳楠先生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出版），阅读之后，感觉相当好。陈先生的著作我读过一些，学识的渊深与见解的卓异那是不必说的了，但也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行文方面比较文雅，往往着意于学理性表述，选择那些最能严密地论证论点的表达方式，文字俭约，因此，有时不免有“涩”的感觉。这种语言风格，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毕竟读过一些古代经典，在古文的圈子里打滚了二十多年。但对于年轻读者，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恐怕就有点接受的障碍。而万先生整理的这个“讲演录”就与陈先生其他著作的行文风格颇不同，显得平易通俗，很好读，也很好懂。虽然这个“讲演录”还不能说是陈先生的著作，但基本内容是属于陈先生的，而且应该大致体现了陈先生讲课的实在情形。因此我想，对一个大学问家来说，他的书斋写作与课堂讲授可能往往有着不同的风格，其间差别恐怕还不可以道里计。我由此萌生了策划一套“讲课实录”的冲动，并立即付诸行动，草拟了选题报告，被迅速批准立项实施。
问：除此而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的诱发？
答：是的。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将近二十年了，由于一直在大学出版社，基于出版社本身的定位，我编辑了不少学术著作，有些是自己策划的，也有一些是社里分配的任务，但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学术著作的销售都很不好，说起来令人气短。我不敢说这些学术著作都是精品，但是，这些著作之中，确实有不少是很有学术含量的，内容厚重，在学术积累与文化传承方面绝对有不可忽视甚至无法替代的地位与作用。
让人苦恼的是，即便是学术精品，即便你辛辛苦苦地编辑、加工、制作，出版以后仍然遭受冷遇，销售量基本在一两千册，达到三千册就很不错了，很少有五千册以上的。有些著作的销售还达不到一千册，最惨的还不到五百册。这是我自己亲身遭遇的，因此，我对学术著作的市场潜力大感困惑，真不知道市场到底怎么了。
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多，一部学术著作仅能销售一两千册甚至几百册，真是无法想象，不可理喻。
问：你说的学术著作的发行量，我也基本清楚，各个出版社似乎都差不多。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不过，出版界流行“两个效益”之说，学术著作发行量虽然很少，经济效益无足观，但是否可以说，它还是充分实现了社会效益这个功能呢？
答：恐怕还不宜这样乐观地评估。虽然我基本认同两个效益的提法，但我同时认为，除了极个别的例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不宜分开来谈的。按我的理解，如果没有一定的销售量，学术著作的社会效益是很难产生的，因此也就无法谈到社会效益的充分实现。你想啊，一部学术著作凭什么实现它的社会效益？当然是通过读者的购买、阅读、消化、吸收。只有读者接受了，著作者的思想、观点才能寻找到传播的依托，著作者的辛勤劳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学术著作的社会价值才能有实现的途径。如果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以后无人问津，除了有限的赠阅，基本无法传播，社会效益如何体现？社会价值在哪里？著作者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现在，我们一般谈图书的“双效益”，其实就是想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避免人为的割裂。这反映了出版界的观念转变与理性思考，是符合时代潮流与出版规律的。尤其是当下，各界充分强调出版社作为企业，必须按照企业的运作模式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剖析这个问题就更有现实意义。
问：这样说来，你是想通过《大学名师讲课实录》这个项目的运作，为学术图书寻找一个出版方向？
答：确实如此。正是因为痛感学术著作发行太难，我曾经多年反思，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学术著作发行乏力。我觉得，除了大家都感受到的流通环节不畅——缺少有力的中盘，销售商对当地市场的需求估计不足等——导致供需脱节——在出版社销售难的同时，还存在着读者买书难——之外，恐怕还有学术著作本身的原因，或者说，还有著作者自身的不足。
不知你是否有同感，我个人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们的学术著作大多面孔严肃乃至刻板，语言瘦硬生涩。尤其是那些涉及西方学术的著作，不少不仅“涩”，而且“晦”，让人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大概著作者本来也没怎么弄明白，一味引用、推演，越闹越糊涂。这还是就内容比较优秀的著作而言，排除了那些仅仅为出版而操作的所谓“著作”。我就纳闷了：这些著作者是不是诚心要让人感觉莫测高深、望而却步？否则，为什么要把自己研究的成果弄得那样云遮雾障甚至面目可憎呢？难道他们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大众所接受吗？我真的很怀疑，有些著作者是有意为之，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问。
撇开他们的动机不说。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弄，久而久之，学术著作给人的印象似乎就定格了，其市场生命力也因此而萎缩、干枯乃至绝灭。
但是，这样不行啊！不仅学术自身必须生存与发展，我们做出版的，对弘扬学术也有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我们得想辙。于是，我想到了做一套《大学名师讲课实录》，做出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著作面目迥然不同的风格与样式，希望以此别开生面的形态为学术的普及与大众化趟出一条路子。
其实，与其说这是一个出版方向，毋宁说是一种出版形态。“讲课实录”的学术内涵并不因其形态所拥有的亲和力而减弱，事实上，我在策划、组稿时恰恰是首先强调学术的分量。这与以往所理解的学术著作没什么两样。
问：在具体组稿时，你如何界定“大学名师”呢？有没有标准啊？
答：标准是有的，否则就无从着手了。我这里对“大学名师”的理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术造诣精深，在本专业里属于国内优秀学人，甚至是领军人物；二是深请教学艺术，课堂教学效果好，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人胜。
我们都是从大学里出来的，你也清楚，对于教学艺术，不同的大学教师，体悟与把握、运用之优劣高下，简直有天壤之别。教学艺术是最能体现教师的教学智慧的，精通教学艺术的教师，往往让学生事半功倍，并能开发学生的智慧潜力。《礼记‘学记》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课堂教学艺术，不仅涉及教学内容的新颖与深刻，也不仅是一个教学方法的问题，还关乎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就是组织与运用语言的能力，如逻辑严密、条理清楚、循循善诱、妙趣横生、语调抑扬、充满激情等，都是令人神往的境界。《学记》强调“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是经典论述，
多样性、复杂性与自然化
■ 鲍 磊
简·雅各布（Jane Jacobs）是美国著名的城市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曾著有《城市和国家财富》《分裂主义问题》《城市经济学》《系统生存》。其中《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该书的出版确立了她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上难以动摇地地位。该书自1960年代出版以来，其中的许多观点已广为世界各国城市研究者和规划者所接受。
雅各布以其独特的视角，探讨了人行道对于安全、人际交流的作用；邻里关系的构建及其对更大的组织和城市所具有的功能；贫民窟转化和再生逻辑。她还考察了殡仪馆和其他公共性服务设施的作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行动。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观察上，雅各布产生了自己的城市规划和设计的新理念。
雅各布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时候，正值现代主义、功能城市规划的方案处于鼎盛时期，对此雅各布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而是对那种城市规划教条进行了全面的挑战。在本书的开篇，雅各布就声称：“对当今城市规划和重建进行攻击……攻击那些刻板的、正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准则和目标。”（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New York：Radom House，1989。）当然，雅各布并不满足于仅仅攻击和批判，她也积极“探索城市规划和重建的新的策略与原则”，她的策略与那些规划和建筑学派是完全不同的。
一
雅各布与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者的不同之处是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具体说来，就是她的城市生态学观、民族志研究和女性主义的视角。
雅各布并不像勒库布希耶、霍华德那样从“空中”看城市，而是像日常的步行者那样来看待城市，她从街道开始，对邻里、人行道、交叉路口及其他的公共空间进行了深入的微观民族志研究。它将日常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应用到城市研究中。在对波士顿一个区域的考察中，雅各布这样描述道：“每天街上都挤满了行人，因为附近的便利店、杂货店、话吧、餐馆、顾客和其他高度密集。这个地方人们用来购物和闲聊……这些人中，是朋友的不多，但都相互认识，这个过程是逐渐积累的，街道越是繁忙越吸引人。”在民族志研究方法中，雅各布十分重视非正式的秩序和服务的作用，她认为，与农村人那种面对面依靠个人的声誉生活相比，城市人依靠更多的生活协议（Sidewalk Terms）来保持秩序，秩序就体现于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