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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天皇参与日本重大政治、政治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国家的一个传统。在这方面，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同样非常典型。举例来说，1891年，当时的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提出一项计划，拟在9年内建造11000吨级的铁甲舰和巡洋舰6艘，这一计划由于在议会占多数的民党的反对，而屡屡遇挫，最终还是由明治天皇出面下谕，通过了造舰计划。（参见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86页，人民出版社1999版）而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夕，同样是由明治天皇发布特旨，启用强烈主战的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让其恢复现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部长。（《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374页）在1889年由伊藤博文起草的日本《帝国宪法》中，还曾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直接绕过内阁统帅陆海军。而1893年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则明确规定天皇拥有战时军令大权，国务大臣完全无辅佐之责。甲午战争前夕在参谋本部设立大本营，便首先赖于天皇的批准。（《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第288页）裕仁天皇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干预与决策，其权威与合法性，直接承自明治天皇，而其实际付诸行动的能力，不在明治之下。
不仅天皇，日本皇室与近代以来日本的现实政治，也大有干系。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力主向朝鲜出兵的人当中，就有时任参谋总长的陆军大将炽仁亲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皇族直接担任军职的人也不胜枚举。关于这一事实，《真相》一书同样有许多披露。
虽然裕仁天皇深度介入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事实已经再也明白不过，然而，拒绝认为天皇有罪的论调，在今天的日本国内仍然嚣杂。实际上，正如比克斯揭示的那样，天皇无罪论正是现在日本民族在对待过去的那场侵略战争时，毫无反省之意的一个总源头。那场被日本称作为“大东亚战争”的残杀，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既然天皇都无须为战争负责，那么，一般民众作为执行天皇意志的仆从，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追究自身的战争责任。
另外，再往深里追究，也正由于“象征天皇制”的存在和天皇战争责任未被追究，也使造就近代日本对外侵略原因之一的皇道史观，在二战结束以后没有得到很好清理。这种文化精神使日本民族难以产生反省意识，更别提实质性的反省行动了。
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近代以来，世界经历着“祛魅”的过程，也就是在公共生活中除去宗教神性。政治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也经历了一个不断世俗化的过程。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日益按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进行组织，而非再依从传统的希伯来精神和宗教道德规范。但是，十九世纪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这方面实际上却是逆时而动，尤其是二十世纪第二次大战的前夜，在经历短暂的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后，日本通过以国家神道教树立天皇的“现人神”权威，将国家系统重新政教合一后，国家政治中最优先的原则不是科学精神，而是对天皇的敬仰和尽忠。当宗教和道德成为政治活动的第一律令时，历史不再可以存在科学精神和反思观念。宗教信仰的特征就在于它的绝对性，绝对地排斥批评与驳难，而其合理、合法、正当与否，是自我证明的。
正是由于日本对自身历史的神化及对海外征服的“道德化”历史观，侵略也被蒙上了一层道德性的“文明开化”色彩，是以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也是为了“正义”。比如，对于战争期间发生在中国的屠杀行为，根据日本官方神学的阐述乃是：“天皇是一个活着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是道德与正义的化身。它的战争自然是公正的，永不会侵略。因此，它在中国建立‘皇道’的努力，通过‘深怀慈悲的杀害’手段——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存杀掉少数有问题的人，使那里的人们处于天皇仁慈的占领下，这是被占领民众的幸事，绝不是殖民地扩张。”（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第23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日本是一个技术发达但科学精神不彰的国度，技术思维已经深入到日本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可是求真求实的追求却极其薄弱。这大概是日本今天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反省的深层文化原因所在。
二战结束六十周年之际，本应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历史、反省战争与罪恶的时刻，然而与此不谐的是，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却在历史问题上，屡屡伤害周围国家的感情。一会儿通过宣称战争无罪的新版扶桑社历史教科书；一会儿忙着纪念日俄战争九十周年，却绝少提及当年日本对周围国家的侵略。在塑造日本的被害者形象，恢复曾经作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历史记忆之时，来自日本内部对天皇罪行的反省之声更是稀闻。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想起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的话：日本是一个“黑洞”国家，从来习惯于从外部吸收信息，但很少愿意向外透露日本自身的情况。此举所造成的日本民族的内向性，又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所指出来的那样，日本民族极其封闭，不习惯于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丑恶、不善于对自身进行反省，并习惯于隐藏自身真正的意图。这样一个日本，又如何取信亚洲邻国、并与周围国家一起，打造出一个新的亚洲呢？！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美＇赫伯特·比克斯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版；《日本人的战争观——历史与现实的纠葛》，＇日＇吉田裕著，新华出版社2000年6月版；《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王如绘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版）
在靖国神社的背后
■ 李 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日二国都有人在认真反省侵略战争，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罪责何在。德国著名学者雅斯贝尔斯（Kad Jaspers）认为，这一问题不解决，德国人的灵魂无法新生，无法追求自由和民主，追求欧洲和世界的统一。他在《罪责问题》中提出德国人要承担的4种罪责：1．刑事；2，政治；3．道德；4．集体。他认为，凡是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人，如果他犯有积极参加准备或实行战争的罪行，那么，他在道德上有罪；如果他“以有罪过的消极性”容忍了所发生的事，那么他有政治责任。在政治责任的意义上，一切活下来的公民都共同负有责任。在道德罪过的意义上，个别人是有责任的。在集体共同责任的意义上没有人逃脱得了罪责。由此出发，所有的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罪行”，都必须为纳粹政权发动战争的行动和纳粹领袖的行为负责。（汉斯·萨内尔著《雅斯贝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2页；科佩尔，S·平森著《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32页）这种彻底自我批判的观点四十年后就为西德政府接受。1985年，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四十周年时即以此为基础发表的《荒野的四十年》著名演说中说，“不问有罪无罪，不问年老年幼，我们的全体都必须承受过去。全体都与过去相连，都对过去负有责任。”这反映出西德朝野对战争的深刻反思，也得到了世界的尊敬。
相反，由于美国为了在战后顺利对日本实施占领，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并维持了一部分政治文化传统，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度使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追究。日本的知识分子也很少有雅斯贝尔斯这样强调整个日本国民都应该对战争负有责任。我查了一下著名的左翼史学家井上清的三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61年版）和小山弘健、浅田光辉的《日本帝国主义史》（三联书店1960年版），都没有涉及国民自身的罪责问题。至于日本的官方更不用说了，在侵略问题上，不仅逃责，而且尽量抵赖，尤其是在教科书的修订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十分恶劣。今年的4月，日本文部省通过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新历史教科书》《新公民教科书》等，一再激起中国和亚洲其他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愤怒，也使得中日关系降至近二三十年来的最低点。我们批评最多的当然也是日本修订教科书美化侵略和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政治事件，而对它们背后的宗教、文化和日本国民的逃责问题注意就少。不过日本战后就有学者如村上重良等从日本侵略战争的背后反思日本在文化和宗教上的问题，虽然没有雅氏那样尖锐，但也能够帮助我们认识教科书和靖国神社事件背后的问题。
一、靖国神社
我们知道，日本修订教科书是由民间进行。因此在各种民间版本的教科书中，总有那么几种右翼团体编撰教科书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歪曲和淡化的处理，但多数的教科书还是能够尊重历史事实，被篡改的教科书仍受到日本主流的教师工会的反对而被拒绝使用。日本文部省规定教科书的修订活动每四年一次，因此教科书事件激起国人愤怒的周期也就比较长。而使仇日情绪持续加温的主要事件还是日本政府的官员近年来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按照日本文化传统，靖国神社每年举行春秋两次大祭，此外还有临时大祭。前者由天皇任命的敕使参拜，后者为天皇亲自参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曾经表示，参拜靖国神社祭拜本国的战争死难者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尊重，他对外国人的说三道四感到不可理解。事实上小泉首相是在耍滑头。靖国神社的建立，固然有承袭日本民间对生前怨恨未消的人之亡灵举行抚慰的祭祀仪式（即御灵信仰）和祭祀阵亡将士的慰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