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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科学共产主义经典作家论德国工人运动》，1953年柏林版，第38—39页。
除了这些主要问题上的分歧以外，还表现在魏特林在印行他在布鲁塞尔完成的“体系著作”（《法庭》和《思维及语言学》）这个问题上，由于显然的原因，没有能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几个星期之后，就公开地决裂了。
魏特林在伦敦所结识的海尔曼·克利盖，1845年已经到纽约去了。在那里，他自称是“正义者同盟”的特派员，并以这个名义成立了同盟的一个支部。不久，他就和美国的“民族改良派”相结合，这是一种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抵触的土地改革运动。当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社会改革协会”，克利盖把他在1846年1月所举办的报纸《人民论坛报》供这个组织使用。他在这个报纸上展开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宣传，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情’为基础的、洋溢着爱情的、甜密温情的共产主义”①，并且奴颜婢膝地向富人们呼吁，以便从他们那里取得实现他的计划（使每个公民有一百六十亩耕地）的经费。这种“共产主义”必须予以坚决驳斥，因为它纯粹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不仅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干，并且和它是相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承认美国民族改良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但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和克利盖相反——应该是引导这个运动使它超出当时的要求，而克利盖却停止在那个目标上，要把一切人都变成私有者，从而也就把同盟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②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3页。
②“如果克利盖把解放土地的运动看作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的必要的初步形式，如果他认为这个运动由于发动它的那个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会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他说明为什么美国共产主义最初应该以似乎和共产主义相矛盾的土地运动形式出现，那末他的意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但克利盖却把某些实在的人的这种只有次要意义的运动形式夸大为一般人的事业。克利盖把这件事说成一切运动的最终的最高的目的（虽然他知道这是违反真实的），从而把运动的特定目标变成十分荒唐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下面所说的“决议”，就是这篇“通告”。——中译本编者
1846年5月11日，委员会作出一项决议。在决议中谴责了克利盖的行动，并且否认他有权继续自称为同盟的代表。①在决议上署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日果、海尔堡、载勒尔、冯·威斯特华伦和沃尔弗，而魏特林是唯一根据下列理由拒绝签署的人，这理由是，按照他的意见《人民论坛报》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共产主义者刊物”，人们应该去批评德国国内的敌人，而不应该去攻击在外国的同盟的同志。他把对克利盖的批评拉在他自己身上，并且写信给克利盖说：“我是他们最痛恶的敌人，他们首先要砍下我的脑袋，……”②现在魏特林已经完全暴露了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说，在此以前，还有这种可能他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团结在他们周围的一些重要革命领袖保持密切合作，从中检验他的见解，并继续为工人阶级事业而奋斗，那么，现在他已完全脱离了他们，因而也弃绝了发挥任何作用的基础——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克利盖趁此邀请他到美国去担任他那报纸的编辑，于是魏特林于1846年12月满怀忧愤地离开欧洲，他自信是一个真正的、但是被人误解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①马克思、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关于克利盖，还可参看H·施吕特：《初期的美洲德国工人运动》，1907年斯图加特版，第7页及以下部分。
②参看H·施吕特：同上书，第38页。1849年魏特林对克利盖持反对态度，参看本书第307—308页。
在美国，他又和西蒙·施米特遇在一起，编写了许多传单，把《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出了一次新版，并出了英译本，还和美洲的傅立叶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在这期间，克利盖的报纸已经停刊，克利盖本人加入了坦门内厅，一个民主党的反动政客的集团）此外，魏特林仿照美国自由圬工互济会的榜样成立了一个按等级划分的秘密组织“解放同盟”。及至人们在美洲听到革命风暴的消息，他被这个同盟的纽约盟部派往欧洲。1848年6月他到了巴黎，8月间——还有克利盖——到达柏林。他在德国的作用是完全无关重要。他参加过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大会（1848年8月和9月），并且创办了一个杂志《初选选民》，因为柏林为普鲁士军队所占领，在出版五星期之后又不得不停刊。它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份订户。11月21日被弗兰格尔驱逐出境，他又跑到汉堡去，想在那里继续他的宣传工作，由于警察不允许他居留——汉堡的所有工人协会曾经对此提出抗议，但是无效——他被迫迁居阿尔托纳，并且从那里不合法地继续对汉堡进行工作。他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美国“解放同盟”的支派，一个“家庭的或是解放的同盟”，同盟的主席就是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的第三版里，魏特林又把它叫做“民主——共产主义的家庭联盟”。
除了试图使他的“思维和语言学”问世以外，他主要从事《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三版的修订工作，为此他加写了一篇新的序言。革命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的这本书，这本书——在1849年春出版之后——只能把在革命斗争中成熟起来的工人们从他们的真正的任务上引开去。新序言表现出魏特林对于他所遭受的批评感到懊恼，也表现出他对于自己在革命时期的德国毫无作用感到失望。他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进展归于自己一人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他不是一字不提，就是轻轻略过或是加以贬低。在结语中，他列举了一些非工人阶级出身、但是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名字，其中也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这些人，他说，人们却是不能倚待他们，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自己的困苦”而达到共产主义的。①其实他正应该通过革命的事变取得教训，认识一种科学的战略和策略的研究和传播，对于无产阶级是如何的必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他的争辩里是抱着怎样的正确态度，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他们，坚持他的反动的敌视理论的立场。
①本书第374页。
第三版的文字和第一版相比有不少改动，这些改动——完全撇开它出版的时代不说——大大地减损了它的价值。一般的显然可见的是，魏特林的语调是伤感的、郁闷的，他的语调已经变得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很近似。如果说在第一版里他还只是把乌托邦——和粉碎旧社会这个意图相比居于次要的地位——描写成一个值得赞美的目标，还只是希望别人把他的作品估价为供讨论的蓝本，那末，在第三版里所表现的就是一个独断、顽固的乌托邦主义者了。这个乌托邦主义者对于自己的体系是丝毫不肯让步的，不止如此，他还进一步把不能实现的种种见解分析为许多详尽的项目（例如交易小时）。内容上重要的和范围最广的是他在第二部分第四、第十、第十五和最末一章里所作的改动。他在第十、第十八章里详细地说明他关于交易小时、关于一种交易系统和“革命纸币”以及关于商品价值的意见。他用更长的关于无产者所具有的窃盗权利的说明扩展了第十五章。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里曾暗示过，并且曾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里作过进一步的说明。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第一版里，他说到两种实行革命的手段：启发或是强力，在那里无疑义地他是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的强力行动上。现在他把“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地称作第三种手段，也就是说对于富人财产的有组织的抢掠和由穷人占有这些财产①。在这里魏特林自居于怎样一种反动的、暴乱骚扰的立场，已经是清楚可见的了。至于他在这里如此夸大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混乱的思想，这对于他的倒退发展来说正是十分典型的。在第四章里，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选举的尖锐批评作了重大的扩展。他否定单凭选举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选举永远不会表达人民的意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把这种批判推论到那样远，以至于完全否定选举的益处，以及它对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他认为一种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可能，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他同样也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比之封建的社会制度有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此外在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来，由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居留，他如何扩大了眼界，认识了一个比较地更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但是因为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历史的规律性的无知和不理解，他只能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和资产阶级共同去反对封建势力也就是错误的。因此他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曾经主张“无产阶级首先要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君主”①。他的思想方法使他完全以一个乌托邦宗派主义分子的态度来认识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德国，当资产阶级还采取革命的行动的时候，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