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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所有这些运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它们的阶级基础是极不相同的。首先，“青年欧洲”这个联合组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的运动，它不超出对于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之外。而在各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中，则以“四季社”为最重要，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秘密的结盟和暴动来实现共产主义。
德国人的各个组织，主要是“正义者同盟”，在巴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渐渐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必须放弃至今一事无成的那种革命策略和派别分裂的做法。革命的主要任务在于组织和启发当地的德国手艺工人，当然也通过许多密使和回国的手艺工徒进行宣传工作。经过脱离“流亡者联盟”而进行的激烈的辩论——留在该同盟的，只剩下“象雅科布·费奈迭一类最无能分子”②——对于理论的明确性和具有自觉目标的行动的要求大为增强了。中心的纲领是根据人生来平等这个理论引伸出来的对于财产共有共享的要求，也就是所谓平均共产主义。
②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36页。
在这些条件下，1838年在巴黎产生了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①，其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的主要思想。他和另一些盟员接受了“正义者同盟”的委托，从理论上论证财产共有共享的可能性，以便为同盟提供一个适合于新任务的全面的纲领。这一部著作标志了：魏特林与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者和追随这些乌托邦主义者的各个宗派，以及当时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暴动派相比，他在社会主义发展中作出了长足的进步。被压迫者实行暴力革命的思想，已经由布朗基表述过，——但是他所指的始终是秘密结盟者一小部分人的恐怖活动。魏特林远超出布朗基之上，他号召全阶级的行动。他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作为基本上正在无产阶级化的手艺工人的代言人），要求通过对社会贫困的根源的研究，而为无产阶级指出一条走向更好的社会的道路，而不是建立一种和现存社会秩序相对立的什么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已经有不少了——或是号召新的暴动密谋。
①它是岁序更迭时付印的，有部分版本印有1839年字样。1840年译成匈牙利文，后来又译成挪威文。
这部著作的任务应该是启发群众，以便使群众在旧社会崩溃之后，在新的社会里认清道路，而不致重新陷入一种新的无政府状态。魏特林认为，劳动者贫困的原因在于“劳动和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不平等”。②这种状况主要是由金钱——它是人类一切罪恶和过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在未来社会里，首先必须废除金钱。在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看法，认为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机器的罪过，魏特林反对这种流行的意见，他认识到只因为现存的制度才把机器这个本来是减轻劳动和加速进步的工具变成了加强剥削和扩大贫困的工具。他还证明，从统治阶级或是从其政府方面来的改革，不可能导致劳动者境遇的改善。“就象人们硬要你们相信的：迄今所写的、印的那么多的法律和条例，都是为了提高你们的福利和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些东西多得简直足够你们整个冬季住室烧火取暖之用，其实，其中所包含的无非是要盘剥和虐待你们，而人们却从来也没有征求过你们的同意。”①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目标是财富的共有共享制，它促成“一切人的平等的生活地位”，以及人类中的“无忧无虑和友爱”，因此这是一种这样的共有共享制，它表现出一个“人类的大家庭的联盟”，既没有国家疆界，也没有语言的隔阂。在“正义者同盟”的组织里，在工人联合会和在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德国手艺工人共产主义食堂里，魏特林看到了新的社会制度的萌芽和模型。只有通过工人阶级的革命解放，共产主义的建立才有可能。他写道：“你们不要相信，通过和你们的敌人的和解，你们可以有什么成就。你们的希望只是在你们的宝剑上。你们和他们之间的任何和解，归根到底只能对于你们不利。”②
②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9页。
①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919年慕尼黑、维也纳、苏黎世版，第7页。
②同上书，第23页。
因此，魏特林在用革命的强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上，以及在他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并且是向工人阶级一边倒——的党性立场上，从他的活动一开始，就是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当时在法国还不很著名）的乌托邦式体系的最尖锐的对立者。正因为这样，在无产阶级正在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认识到它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时期内，在无产阶级正在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转化时期内，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恩格斯说的：“他们有魏特林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家，他完全能跟他当时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①在这里，永远不能忘记，魏特林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代表，他是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因此，与当时尚未充分发展的德国无产阶级前身的成熟程度相适应，在他的著作里留有痕迹，是很自然的。
①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40页。
曾经有人企图把魏特林描写成倚赖于卡贝（布鲁诺·鲍威尔把魏特林叫做一个“不知厌倦的抄袭家”，特别是指抄袭卡贝而言）②。这无论在内容和时间上都是错误的。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是1840年、也就是说是在魏特林的著作③发表两年之后在巴黎出版的。在前此若干年，即1834年至1839年间，卡贝一直居留在英国，只是在他的那本书出版之后，才在法国开始有“伊加利亚”的宣传，他对于劳动者的影响——他的作品在劳动者中流传甚广④——首先固然可以从这本书的小品文性质来说明，同时当然也可以从无产阶级，特别是手艺工人的思想上的不成熟性来说明，他们以很大的热情来谈论每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卡贝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在民主共和国里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必要的初级阶段。他无疑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①，他否定被压迫阶级方面的任何暴力行动，呼吁有产阶级的正义感，并且要想通过对于利益的渴求而争取他们也赞同共产主义。由于他否定革命的行动，他远远落后于魏特林，并且在他那本书的德文版序言里，明白表示反对来自瑞士的作品，指责这些作品“特别强调暴力的行动”②，其中主要是针对魏特林的著作。他说，“不要用暴力，不要用阴谋，只是逐渐地在同意、说服、谅解的道路上”③就能实现向财产共有共享制的过渡。同样，魏特林在1849年也曾经强调过他和卡贝的矛盾，说到“拘泥小节的理想在卡贝和欧文的著作中是十分空洞的”，并且批评卡贝“和欧文、拉霍蒂埃、德萨米、路易·勃朗以及其他人等等一样，并没有彻底解决那些主要的问题。”④因此，魏特林不仅不倚附于卡贝，甚至他是这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敌对者。
②布鲁诺·鲍威尔：《1842年至1846年期间德国政党斗争全史》，1847年夏洛屯堡版，第46页。
③指魏特林的第一部作品《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中译本编者
④海·艾韦贝克把它译成德文。
①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7页。
②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1893年马格德堡版，第17页。③同上书，第21页。
④本书302页。
魏特林的处女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倾向性，摹拟圣经的语调和宗教成语，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一书里虽然减褪了，但是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年）一书①里，却是全书的主调。在这里，他依据于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拉梅耐，拉梅耐有两本书：《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由路·白尔尼译成德文——和《人民书》（1838年），后者在出版之后就由魏特林自己译出，对于工人阶级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从天赋人权的理论，特别是从卢梭的理论出发，拉梅耐诅咒现存的状况是一种魔鬼的事业，并且以鲜明的色彩描写了统治阶级霸占土地和压榨人民的暴行。劳动人民应该而且必须使用武力（后来，拉梅耐放弃了使用武力的主张）以便消除财富分配上的不公平和争取全人类的自由。但是，拉梅耐并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对于要求和取消私有财产的种种社会主义体系抱极端反对态度的人，他并且认为，这些体系是要把人类更降低到禽兽之下。他所要求的是一个包括全世界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督教王国。“……现在主要的并不是剥夺已经占有财产的人的财产，而是要给那些被夺去财产的人设法获得财产。”②因此，就内容而说，魏特林和拉梅耐是根本不好相比的，但是，魏特林却又不愿意使自己完全摆脱宗教的观念。尽管如此，他仍然是现存各教派的严厉的反对者，并且特别是反对教会的组织，他控诉并且判定这些组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①按这本书是1845年出版的，1843年发表的是《贫苦罪人们的福音》一书的广告和部分章节的篇目。参看本书32页注①。——中译本编者
②拉梅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