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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困苦推向可怕的程度，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再和这样的联合组织竞争，又不可能被收容到这些组织中去。
因此一个关于联合组织的计划，如果它的目的是在于人类的福利和改善最多数、最穷困阶级的生活境遇，这个计划就必须是大规模的，普及的：1．必须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加入这个组织。其次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必须：2．保证它的全部成员无区别地都享有一种同等的生活地位。此外人们必须能够：3．在这个组织里比在个别分散的社会里生活得更自由、更舒适。
这三点是一个好的、革命的联合组织的试金石；其他的一切联合组织虽然也可以是革命的，但是不能是对于一切人都是好的。
因此不多费词，率直地说吧：革命是我们所必需的。至于这个革命是否只是单凭纯粹精神的力量去取得胜利，还是要配合上物质的暴力，我们必须等着瞧，并且无论如何我们要对这两种场合都有所准备。
如果我不是首先，主要为了全体人的自然的平等着想，我也许会这样不同地说：我们的原则将可以完全只是沿着渐进的改良的道路来实现。是的！一切好事都可以在这条道路上实现，唯有铲除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走这条道路。
试问人们在哪里曾看见过，这些人肯倾听理性的说话？如果你们怀疑，去问一问历史吧，它们的每一页上都载满了个人利益和一般利益的数不清的斗争。
许多宗教是通过战争和革命而传布的；许多王朝是通过战争和革命来变换、保持和巩固的；宗教改革的承认是人们通过战争和革命强迫争取来的。
英国、法国、瑞士、美国、西班牙、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海地、以及一切国家，它们每一次政治自由的增长都是依仗着革命得来的。
奥地利幸赖它的皇帝约瑟夫二世进行了最重大的革命，这是一个君主在新的时代里为了进步所曾采取过的一次革命。他为此而牺牲了性命，据说，死于在夜宴上人们递给他的一张下了毒的圣饼。从此在那里很多事情又恢复了巨蟹星座里的情形。
约瑟夫二世是一个革命的君主；如果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想这样，他就必须从头做起；因为普鲁士人民的文化程度和当时的奥地利人民相比所要求的就更多了。
约瑟夫所给予人民的多于当时人民所懂得去要求的；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到现在还远远落在人民的需要后面。
任何重大的改革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因为任何旧事物被新事物的代替都是一次革命。新的理想的实现，不论它是由人民或是由一个君主所推动的，不论它只是通过物质的力量或是通过精神的力量或是通过两者来争取的，总之它是一次革命。
革命是永远会有的，只是它不一定永远是流血的革命。
同样我们的原则也要通过一次革命来实现。但是目前的这种混乱状态持续愈久，革命的经过也就会愈可怕；因为这种混乱不断地更加增加需要和居民之间的极端的失调，从而使一种温和的、和平的、渐进的过渡愈益成为不可能。
就象一个自然人按照他的身体组织、劳动情况以及气候、季节等等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物以维持生活，并且，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缩减和恶化而不同时损害到这个个体的健康和生命一样，同样一切个人的总和，社会本身也是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不容缩减为它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的质量和数量，而不同时危害到它的福利和存在。
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如果他们有胆量的话，是能够清楚，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的。特别是医生应该有一天会起来大声地宣扬真理的呼声。医生们，通过由医学科学所得出的证明，即：人类的极大多数疾病、缺陷和罪过都是由于过重、过久的劳动，由于食物营养的不足和恶劣以及特别是由于不良的社会组织而来的，通过这个证明，他们将为我们的原则作出最有力的宣传。
有人曾经规定，每个成年健康人所需的食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和一个法国兵的口粮相等，并且不能有任何减缩而不损害到个体的健康。
在牛奶不充足的地方，补充人的体力的主要食品是大量地食用的肉类；因此大致每天每一个成年人需要三分之一磅左右。但是如果人们今天，例如说，要在法国一举而普遍实行共有共享制，人们在开始时就不可能给每个需要肉的人每天三分之一磅肉，因为不然将会在短期间把一切现存的牧群都消费光。这看来似乎很奇怪，因为在各个大城市里的大多数小手工业者本来差不多每天就吃三分之一磅肉。不错；但是这些人虽然多，而比较起大群的工厂工人和乡村农民来，却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这种一个国家的牲畜数量和人口之间的比例失调，就是这个国家具有一个不良的政府的最明显的证据。
人民是否有吃的，现有的牧群数和仓库里的存量是否足敷人民的需要，这是今天的那些政府很少关心或根本不去关心的事。只要他们，那些当政者们自己能够生活在快乐丰足中，他们的统治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于他们和他们的家族来说，面前摆的永远是吃喝不尽的最好的肉，最上好的食品和饮料；他们还关心什么别人的不足；他们的统治根本不是为了别人，而是统治别人为了自己。
因此这也就不足为怪，如果说人民的单纯的、绵羊一样的忍耐会一旦变成一种不可羁勒的鬣狗式的暴怒。受到保护的愚蠢、荒谬和不义堆积得太多了。以前，人们还可以用毛掸子来拂去不正当的行为，而现在就必须用条帚来扫除，不久就有用粪叉子的必要了。
我在这里只想举一个例来证明，目前的情况持续愈久，革命的经历就会愈可怕。
法国现在大约有六百六十八万一千头牛。其中大约每年宰杀三分之一，以致牛的数量虽然有随时繁殖以及国外输入的补充，但是和人口的增加相比，仍然有重大的减少，而那些吃肉的游手好闲者却不断地增加，因此肉价愈来愈贵，而工资却愈来愈少，现在已经有许多农民几乎每月吃不到一块肉。
现在我们以每头牛平均出六百磅可食用的肉计算，这样法国全部牧群的存量共可出产肉四十亿零八百六十万磅。
只要人们在三千三百万的法国人中供应二千四百万人每天三分之一磅定量的肉，一年就要吃去二十九亿二千万磅，因此尽管继续有繁殖，二年之内就要把全部现存的牛群吃光，第二年就要吃到羊和家禽，然后再吃到残余的猪、马、狗和猫。
据统计学家计算，如果人们把今天法国所消费的一切的肉平均分配，每人每日还得不到四分之一磅。
有人也许可以说：是的！但是也还有其他牧畜过剩的国家哩，它们可以用他们的余额来供应法国。
完全对！例如瑞士就输送许多牧群到法国去；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证据，可以说明，它的牧群太多了呢？
在瑞士有许多地方，在那里牛奶和马铃薯是唯一的食品。我曾经在琉瑟恩省的一个地方看见过一些七周岁的孩子，他们不知道面包是什么东西。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已经三年没有享受过面包；更不必说这些人有一块肉或是一碗肉汤送进他们嘴里了。在许多德语区里，大多数雇农和农妇只有在星期天才吃一次肉。
爱尔兰把肉类和粮食供应给英国的市场，而十分之九的本土居民却大部分倚赖马铃薯生活。
因此在金钱制度下，一个国家的某些产品出口并不足以证明这些产品和它的人口相比已经有富足和多余。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为了生存和劳动在他的食品里绝对地必须有肉；何况事实上那些游手好闲和从事无益工作的人也早已比那些必须汗流满面地去挣他们的面包吃的人更习惯于吃肉了：但是正因为这样，对于前面那种人来说变革也就更加痛苦，如果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武装了的人民群众起来坚持要求根本推翻一切而拒绝任何渐进的措施的话。
在德国，它的牲畜表面上比法国多，并且它的数目也到处在增加，但是增加的程度还是赶不上人口：甚至，根据最近摩尔教授受法国政府委托所作的统计调查，德国的平均消费量甚至还小于法国。
你们看！我们那些聪明睿智、至尊至贵的政府给我们造成的就是这种状况。在一切国家里必需品的生产与人口增加之间的失调都在走向同一的可怕的前途，并且这个前途愈往下走，就愈更可怕。
而那时候，那种愚蠢的恶意的蠢材们，象通常一样，又会来责备那些未来的革命者们的残酷和暴虐了，如果后者为了消除罪恶，不得不给社会动一次痛苦的手术的话。
今天，如果说什么地方必需品的生产有富余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偶然，因为政府并没有对此尽任何力。如果这些政府是以共有共享为原则，而不是以分散孤立为原则的政府，那末它就要说：因为我们的化学家和医生已经证明，一个人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食品才能维持生活，因此必须把必要的食品的生产提高到和增长的人口保持一个正确的比例：因此至少每三个人必须有一头牛。但是牛数不够这个比例：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那些高贵的大人先生们也算在里面。
今天，如果共有共享制在任何一国普遍实现，在这个国家里不论最初的第一或第二年都不允许宰杀太多小牛；同样，在这段时期我们还必须在牛奶和肉类的享受上励行最大程度的节约，只有对从事最繁重劳动的劳动者才配给他全份的肉食供应。我们将必须忍受这样的牺牲，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成倍增加牲畜数量，并使它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