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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他决心使北大这一知识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中心。在蒋看来，学潮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和道德上的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引领着北大走过这一险滩。
时人分析蔡元培选择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的原因，一是蔡、蒋既是师生，也有同乡之谊；二是蒋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的《新教育》月刊，办刊宗旨正是蔡元培当教育总长时提出来的主张；三，孙中山先生对蒋非常欣赏，这似乎也是蔡元培把北大校务委托给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理校长的滋味又如何呢？蔡元培所料不错，学潮胜利后学生们果然为成功之酒所陶醉，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者解雇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马上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一点，学生马上就会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讲义，“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蒋的记述当无夸大的成分。而最大的困难则是校方与政府之间的经济纠纷，政府的校款总不能按时拨到，无法实行预算。蒋说，为此他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尔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无法购置教学设备、扩充校舍，连教授们的工资都发不下去。“学生要求更多的自由行动，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一发生学潮，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让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让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正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他写给好友张东荪的一封信中，比喻自己就像一只飞虫投到了蛛网里，一不小心就有蜘蛛从屋角爬出来咬上一口，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就被吓退了。劳心至极也只有拿王守仁的四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来自嘲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之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
有一次，北京高校的数百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下来到教育部，要求发给欠薪。教员和学生联合起来，强迫教育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到总统府时，大群武装宪兵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生纷纷跌倒沟里，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就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三”事件，这一事件十足为流氓政府自曝其破坏教育、摧辱民权之铁证，一时引起“京中无教育”之叹，马寅初还为此绝食。
对此，蒋梦麟只有徒唤哀叹：政治腐败，我们哪里能不谈政治；既谈政治，教育界哪里能不遭政客的摧残、仇视、利用？……设备要有经费去办。学术上的导师要有经费去养他。没经费怎么办得动？设备不全，人才不够，哪里配讲学术！
一天，他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老教授对他讲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和知识界的普遍心态：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要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大学风暴（3）
过后不久即是端午节，焦头烂额的蒋邀胡适同往西山散心。胡适注意到，蒋的脸色不太好，“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他们在八大处下的西山旅馆里消磨了三个多小时，也算是暂时抛却烦恼寻得半日快活了。蒋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胡适纠正说：“梦麟你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两个教授叹息了一番，怏怏下山。
1923年9月10日，蒋梦麟在新学年的开学辞中如是向全校师生报告：“政府里积欠了我们八个月的经费，计有50余万，此外学校还垫出了70余万，差不多一年的经费没有了，所以，去年开学时我们说过要建筑大会堂和图书馆的计划都成了泡影，同人数月来终日奔走经费的事，忙得不得了，几乎天天在街上跑。”
蒋梦麟的出生地余姚是越州八府之一，所以蒋也算是个绍兴人，绍兴人的治事功夫和办事谋略还是了得的。五四之后，实际上就是蒋梦麟在主持北大（蔡复出后，他的职务是总务长），“大学自蒋博士来后，各方面均有宁息之象”（汤尔和日记），而蒋也是把保存大学以使薪火有传当作了一等一的事来做。“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把原因归之于“大度能容”、“思想自由”的“北大之精神”。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磕磕绊绊。议会腐败，军阀内战，学潮蜂起。经历了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他觉得自己像是埃及沙漠中的一座金字塔：
淡淡遥望着行行列列来来往往的驼影，反映在斜阳笼罩的浩浩平沙之上，驼铃奏出哀怨的曲调，悠扬于晚红之中。
在当时北大的一系列官方组织系统中，蒋梦麟除了担任总务长，还兼任了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委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修改预科课程委员会委员等职。尤以总务长一职，自北大改组后头绪繁多：“所有行政上一切事宜，均由总务处负责，而取决于总务委员会。”蒋在北大充当着实际管理者的角色，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取得的成就，实际上都有蒋的一份功劳和苦劳。正如他晚年在《新潮》②中所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他禀承着蔡元培的民主精神，努力在北大推进着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的实现。多年以后，曾经协助胡适出掌北大的傅斯年这样对胡适说：“论学问我与蒋梦麟都比不上您胡适和蔡元培先生，但论起办事的能力来，你们两人则不如我和蒋梦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是您的一条狗，蒋梦麟是蔡元培的一条狗。”
当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时，蒋梦麟再度代理了北大校长。这个时期他还收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封信，对他在北大的业绩大加赞赏，甚至勉励他“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但外部的政治环境依然险恶叵测，学校经费还是常常无处着落，1923年9月，北大的秋季开学典礼上，蒋说他的目标就是要维持北大的生命，以使之不被中断。这一年适值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学生干事会准备隆重庆祝，蒋写信劝止：时局维艰，国将不国，政府视教育如无物，经费积欠已九余月，学校势将破产，庆祝事项，在在需款，将何从出？还是算了吧。“盖处此时艰，学校生命岌岌可危，吾人愈当利用光阴于学业上，而做事与欢腾，不妨留待异日。”
而此时的政府似乎正越来越失去民众的信任。
“北京政府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一位美国外交官问他。
“它会像河滩失水的蚌，日趋干涸，最后只剩下一个蚌壳。”蒋回答。
国民革命军北伐那一年，北洋军阀张宗昌入据北京。这个军人政府的首脑体健如牛脑笨如猪性暴如虎，利爪随时准备伸向他不喜欢的人和他垂涎的漂亮女人。《京报》记者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遭枪杀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蒋梦麟得知自己也上了张宗昌的黑名单，匆忙出逃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对美国使馆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
当时还有校长室秘书、政治学教授李大钊、女生章挹兰等六七人先后逃入使馆界旧东清铁路办事处躲避，后来被张作霖派兵捕去处绞刑而死。蒋梦麟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每天只以写字消遣，都快闷出病来了，后来在一位朋友的太太的掩护下，坐马车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搭上了一列去天津的火车，再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到上海。因沪杭铁路已告中断，蒋蛰居上海半年后才绕道回到杭州。就像七年前他的前任蔡元培一样，湖光山色中的杭州似乎一直是这些南方文人失意后的安慰。
很快，南北集团的力量消长终于有了结果，“北京政府的纸老虎被南风一吹就倒了”。1930年年底，因蔡元培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南京政府明令蒋梦麟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出面襄助，蒋梦麟重整北大的信心复又鼓动。翌年1月，离去四年后的蒋重返北京（此时的北京已改称北平），再度承乏北大校务。
上任伊始，蒋梦麟即聘任他的朋友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并重新确立北大的职志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人格。一年后，改组北京大学研究院，分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开出的研究课题有：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元史研究，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复的语音学、方言研究，周作人的中国歌谣研究，钱玄同的音韵沿革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黄节的汉魏六朝诗，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