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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极端的疯癫从来很少与医学相联系。它也不可能与改造教养领域有关联。摆脱束缚的兽性只能用纪律和残忍来驾驭。18世纪，兽性疯人的观念在个别人的尝试中得到实际体现。这些人试图对疯子进行某种强制教育。皮内尔提到了“法国南部一所非常著名的修道院”的例子。在那里，对狂躁的疯人下达“改邪归正的严格命令”。如果他拒不上床睡觉或花饭，他将“受到警告：他若坚持错误将在第二天受到鞭打十下的惩罚。”相反，如果他顺从的话，他就被允许“在餐厅用餐，坐在实施纪律者身边”，但是他老稍有不规矩之处，便会立刻受到警告，“会被用教鞭打手指”。这样，由于使用了某种奇怪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可以解释所有这些“不人道”的禁闭实践——疯癫的自由兽性只能被这样的纪律来驯服，即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纯粹兽性。疯癫泄露了兽性的秘密：兽性就是它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它只能再回到兽性中。将近18世纪中期，苏格兰北部的一个农夫曾名扬一时。据说他能医治精神错乱。皮内尔曾附带说到，这位教皇式人物具有海格立斯（Hercules）的体魄·“他的方法是强迫疯人从事最艰难的农业劳动，像使用牲畜、使用仆人一样使用他们。他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一顿毒打，从而迫使他们最终彻底屈服。”疯癫在还原为背性的过程中既发现了自己的真相，又获得了治疗。当疯人变成一只野兽时，人身上兽性的显现——这种显现构成疯癫的丑闻—一被消灭了。不是兽性被压制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在变成牲畜的人那里，非理性听从着理智及其命令，于是疯癫被治愈了，因为它在某种东西中被异化了，这种东西就是它的真相。
将来总有一天会从这种疯癫的兽性中推导出一种机械心理学的思想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疯癫的种种形态可以归因于动物生命的伟大结构。但是在厂和18世纪，将自己的面孔借给疯癫的兽性丝毫没有使自己的表现形态具有一种决定论性质。相反，它将疯癫置于一个可以无所限制地狂乱的不可预知的自由领域。如果说决定论能对它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是在限制、惩罚和纪律的形态里。疯癫通过兽性不是与伟大的自然法、生命法结合起来，而是与千姿百态的寓言动物结合起来。但是，与中世纪流行的那种禽畜动物不同。后者用很多象征形象来图解邪恶的各种形态，而前者是一群抽象的寓言动物。在这里，邪恶不再有奇异的身躯，我们能领悟到的只是它的最极端形式，即野兽的真相。这是一种没有内容的真理。邪恶摆脱了它的丰富肖像，目的在于只保存一种普遍的威慑力，这是一种兽性的隐秘威胁。它潜伏着，在某个时刻突然释放出狂暴的理由、疯癫狂乱的真相。尽管当时有人试图建构一种实证的动物学，但是这种认为兽性是疯癫的自然巢穴的顽固念头始终盘踞着古典时期的那个阴森角落。正是这种念头造成了一种意象，从而导致所有的禁闭实践及其种种最奇特的野蛮性。
毫无疑问，将疯癫观念，同肖像式的人与兽的关系联系起来，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从一开始。，西方文化就不认为动物参与了全部自然、参与了它的理智和秩序。那种观念是后来才有的，而且长佩以来只存留在西方文化的表面。或许它从未渗透进深层的想像领域。实际上，经过认真的研究就会发现，动物属于一种反自然，一种威胁着自然秩序、以其狂乱威胁着启然的积极理智的消极否定方面。劳特列阿蒙的著作就证明了这一点。按照西方人的定义，西方人两千多年来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生活着。为什么这个事实就应该必然意味着他们承认理性和兽性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秩序？为什么按照这个定义他们应该必然把自己放在自然的肯定方面？如果抛开亚里士多德的本意，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对于西方来说，这神“理性动物”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尺度，用以衡量理性的自由在非理性的巢穴运作的方式——那种非理性偏离理性直至构成理性的反题？从这时起哲学变成了人类学，人们力求在一种完整的自然中确认自己，动物也失去了其否定力量，从而成为自然的决定论和人的理性之间的一种积极的进化形式。“理性动物”的公式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其含义。它所暗示的作为全部理性根源的非理性完全消失了。从此，疯癫必须服从人的决定论，人则被视为其兽性的自然存在。在古典时期，如果说使科学和医学分析确如下文将谈到的那样力求使疯癫立足于这种自然机制中，那么，对待疯人的实际做法则足以证明，疯癫依然被包容在反自然的狂暴兽性中。
总之，禁闭加以来大的正是这种疯癫的兽性，同时它又力求避免无理智者的非道德所必然带来的耻辱。这就揭示了古典时期在疯癫和其他非理性形态之间所规定的距离，虽然从某种观点看，它们以前是被视为同一的或相通的。如果整个非理性领域都被压制得沉默不语，唯有疯癫可以自由表达其丑闻，那么非理性的整体所不能表达的而它能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疯人的各种狂乱的意义——不可能在其他被收容者的、或许更明智的言谈中找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哪个方面疯癫具有更独特的意义呢？
从17世纪起，最一般意义的非理性就不再具有更多的教训价值。文艺复兴时期仍很常见的理性的那种危险的可转换性正在被遗忘，它的丑闻正在消失。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经验的十字架的疯癫的重大主题，在17世纪开始消失，尽管还有詹森主义和帕斯卡的著作。更确切地说，它继续存在着，但是改变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自己的含义。它不再要求人类理性放弃骄傲和自信以沉湎于牺牲的伟大非理性之中。当古典时期的基督教谈到十字架上的疯癫时，仅仅是为了羞辱虚假的理性，给永恒的真理之光增添光辉。肉身显灵的上帝的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一种智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耻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和疯癫的体现。”但是，这个世界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了，上帝的意旨通过这种历史的曲折和人们的疯癫显示出来。现在完全可以说：“基督已成为我们智慧的顶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谦卑的这一耻辱——其启示的力量和价值仍为帕斯卡斯维护——很快将不再对基督教思想有更多的意义。它可能将只有一种意义，即在这些因这一耻辱而群情激愤的良。动中揭示出众多盲目的灵魂：“不要让你的十字架——它已为你征服了世界——依然成为傲慢者的疯癫和耻辱。”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边缘，因为理性已被等同于肉身显灵的上帝的智慧。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着基督重新获得对其疯癫的赞美，等待着耻辱恢复其启示的力量，等待着非理性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公开羞辱对象。
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理性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疯癫，病人则因摒弃理性，在其兽性发作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证明力量。从与上帝相联系的、上帝肉身显灵的超人领域中被驱逐出来的耻辱似乎重新出现了。它以巨大的力量和新的教训出现在人与自然、与自身的兽性相联系的领域里。教训的适用范围转向较低的疯癫领域。十字架不再具有耻辱的意义；但是不应忘记，基督在尘世生活时始终赞美疯癫，使之变得圣洁，正如他治愈疾病，宽恕罪孽，用永恒的富有安慰贫困，从而使疾病、罪孽和贫困变得圣洁。圣文森提醒那些受命照看禁闭所中病人的人，说：“在这里主宰他们的是我们的主，他决定让精神错乱者、魔鬼附体老、疯人、受引诱者和迷狂者围在他身边。”这些受非人力量支配的人在那些代表了永恒智慧的人周围，在这个体现了永恒智慧的人周围，组成一个永恒的礼赞场面；他们用簇拥来赞美他们所拒绝的智慧，同时又给智慧一个羞辱自身的口实，承认智慧只能得自于上帝恩惠。进一步说，基督并不仅仅让精神错乱者聚在自己周围，而且他决定让自己在他们眼中成为一个疯人，通过自己的化身来体验人类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疯癫因此而成为在被钉上十字架和从十字架上抬下来之前上帝人形的最终形态：“噢，我的主，你喜欢成为犹太人眼中的一个耻辱，异教徒眼中的疯癫。你喜欢看上去像是失去了理智，正像圣经中所说的，人们以为我们的主精神错乱了。Dicebantuuoniaminhroremversus est．（他们说他疯了）。他的使徒有时仰望着他，好像仰望着一个雷霆震怒的人，他让他们有这种印象，是为了让他们证明，他曾承受了我们的全部疾病和痛苦，是为了教诲他们和我们对那些陷于这些不幸的人应报以同情。”基督来到人世时应允要在自己身上打上人类状况的一切记号和堕落本性的各种污点。从贫困到死亡，他走完受难的漫长历程。这也是情欲的历程，被遗忘的理智的历程和疯癫的历程。因为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所以它现在对于那些正承受它的人来说，就将成为一个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尊敬疯癫并不是要把它解释成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突发疾病，而是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低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