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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世纪，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开设了220个麻疯病院。但是，早在14世纪，这些病院就开始逐渐闲置了。1342年，爱德华三世下令调查里彭的麻疯病院（此时该医院已无麻疯病人），把该机构的财产分给穷人。12世纪末，大主教普依塞尔创建了一所医院，到1434年，该医院只有两个床位供麻疯病人用。1348年，圣奥尔本斯大麻疯病院仅收容着三个病人；二十四年后，肯特的罗默纳尔医院因无麻疯病人而被废弃。在查塔姆，建于1078年的圣巴托罗级麻疯病院曾经是英格兰最重要的病院之一；但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它只收容了两个病人；到1627年，它终于关闭。
在德国，麻疯病也同样在消退，或许只是稍微缓慢一些；然而，宗教改革运动加速了麻疯病院的改造。结果，由市政当局掌管了福利和医护设施。在莱比锡、慕尼黑和汉堡都是如此。1542年，石勒斯威希一霍尔斯坦的麻疯病院的财产转交给了医院。在斯图加特，1589年的一份地方行政长官的报告表明，五十年以来该地麻疯病院中一直没有这种病人。在利普林根，麻疯病院也很快被绝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
麻疯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麻疯病退隐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疯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疯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虽然麻疯病人被排斥在这个世界、这个有形教会的社会之外，但是他们的存在依然是对k帝的一个可靠证明，因为这是上帝愤怒和恩宠的一个表征。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说：“我的朋友，主高兴让你染上这种疾病，你蒙受着主的极大恩宠，因为他愿意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惩罚你。”就在牧师及其助手将麻疯病人倒拖出教会时，还在让病人相信自己依然是对上帝的证明：“不论你是否会离开教会和健康人的陪伴，你依然没有离开上帝的恩宠。”在勃鲁盖尔（Bruesnel）的画上，在卡尔瓦里，人群围在基督身边，而麻疯病人与他仍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永远是在爬向卡尔瓦里。他们是罪恶的神圣证明。他们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并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透过一种与善行和祈祷相反的、奇异的厄运的作用，麻疯病人被没有伸过来的手所拯救。将麻疯病人遗弃在门外的罪人却给他打开了通向天国之路。“因为他们对你的疾病保持了克制；因为主不会因此而恨你，而要使你不脱离他的陪伴；如果你能忍耐，你便会得救，正如麻疯病人死于富人门外但却被直接送入天堂。”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
麻疯病消失了，麻疯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一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和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期待着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什么样的拯救。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统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像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这种东西很快就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这就是“愚人船”。这种奇异的“醉汉之舟”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
当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呼。此时，这个重大的神话主题获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会中广为流传。时尚欢迎这些舟船的故事：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透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其理的化身。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 ChamPier）。1502年创作了《五公之舟和贵族之战》，于1503年创作了《淑女船》。另外还有《健康者之舟》、奥斯特沃伦（Jacob van Oestvoren）于1413年创作的《蓝舟》、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用于1494年创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 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当然，博斯的绘画也属于这个梦幻船队之列。
然而，在所有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讽刺意味的舟船中，只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实的，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过。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逐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准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这种习俗在德国尤为常见。15世纪上半叶，纽伦堡有63个疯子登记在册，其中31人被驱逐。其后50年间，据记载至少有ZI人被迫出走。这些仅仅是被市政当局拘捕的病人。他们通常被交给船工。1399年，在法兰克福，海员受命带走一个赤身裸体在街巷中游走的病人。15世纪初，美因茨以同样方式驱逐了一个疯人罪犯。有时，水手们刚刚承诺，下来，转身便又把这些招惹麻烦的乘客打发上岸。法兰克福有一个铁匠两次被逐，但两次返回，直到最后被送到克罗兹纳赫。欧洲的许多城市肯定经常看到“愚人船”驰入它们的港口。
揭示这种习俗的确切含义并非一件易事。有人会设想，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引渡手段，市政当局以此把游荡的疯人遣送出自己的管界。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下列事实：甚至在专门的疯人病院设立之前，有些疯人已经被送进医院或受到类似的看护；巴黎的主官医院当时已在病房里为他们设置了床位。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有专门的疯人拘留所，如默伦的沙特莱堡，康城著名的疯人塔。在德国有数不胜数的疯人塔，如吕贝克的城关，汉堡的处女塔。因此，疯人不一定会被驱逐。有人会设想，只有外乡疯人才会被驱逐，各个城市都只照看自己市民中的病人。我们不是发现一些中世纪城市的账簿上有病人救济金或用以照料病人的捐款记录吗？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最先集中收容疯人的是一些圣地：圣马蒂兰·德·拉尔尚，圣希尔德维尔·德·古奈，贝桑松和吉尔。去这些地方朝圣是由城市或医院组织的。往往还得到城市或医院的资助。这些素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有些船是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到比利时和吉尔。另一些船是沿莱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贝桑松。
另外有一些城市，如纽伦堡，肯定不是圣地，但也聚集着大量的疯人。其数目之大，绝非该城市本身所能产生的。这些疯人的食宿都从城市财政中开支，但是他们未受到医治，而是被投入监狱。我们可以推测，在某些重要城市——旅游和贸易中心，有相当多的疯人是被商人和水手带来的，而在这里“丢失”了。这就使他们的家乡摆脱了他们。很可能的是，这些“非朝圣地”与那些将病人当作香客来接待的地方逐渐被人混同了。求医的愿望和排斥的愿望重合在一起，于是病人被禁闭在某个奇迹显灵的圣地。吉尔（Gheel）村很可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个置放灵骨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收容所、一个疯人渴望被遣送去的圣地，但是在那里，人们按照旧传统，规定了一种仪式上的区分。
然而，漂泊的疯人、驱逐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背井离乡，都没有体现他们对于社会效用或社会安全的全部意义。其他与仪式联系更紧密的意义肯定会表现出来。我们总会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例如，尽管教会法规没有禁止疯人出席圣餐，但是疯人不得接近教堂。尽管教会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发疯的牧师，但是，1421年，纽伦堡一个疯癫的神父被十分在重地驱逐出教堂，似乎他由于身为神职人员而更为不洁，该城市从财政开支中支付了他的旅费。有些地方，人们当众鞭答疯人或者在举行某种游戏活动时嘲弄他追赶疯人，用铁头木棒将他们逐出城市。大量迹象表明，驱逐疯人已成为许多种流放仪式中的一种。
这样，我们对病人的出航及其引起的社会关注所具有的奇特含义就能更充分地理解了。一方面，我们不应缩小其无可否认的实际效果；将病人交给水手是为了确保他不再在城墙下徘徊，确信他将远走他方，使他成为甘愿背井离乡的囚犯。但是，水域给这种做法添加上它本身的隐秘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另外的作用——净化。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病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病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病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因病人具有被囚禁在城关内的特许权，这种地位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变得非常现实：要排斥他就必须把他圈起来；因为除了门津之外没有其他适合他的监狱，所以他被扣留在那个渡口。他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边是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