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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中充满了有害气体，整个城市都受到威胁，居民将会逐渐被“腐烂”和“污染”所侵蚀。
这些反应不仅仅是道德和医学的混合物。无疑我们必须考虑整个文学的发展，考虑关于各种无名的恐惧的耸动听闻的、或许还具有政治色彩的宣传。但是，在某些城市里确实流行着恐慌，并有确切的时间。这种情况正如一次次地震撼着中世纪的恐慌大危机。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毁比塞特尔的建筑。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警察总监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除了几名官方医生外，还包括总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根据他们的调查，比塞特尔流行的是一种“斑疹伤寒”，这与恶浊的空气有关。至于疾病的发源地，调查报告否定病源是医院里的病人及这种传染病的说法；病源应该完全归咎于恶劣的气候，这种气候使疾病在首都流行。在总医院观察到的病症是与季节状况相符合的。而且完全与同期在巴黎观察到的疾病相同”。为了使居民安心和洗刷地塞特尔蒙受的罪名，报告宣称“有关比塞特尔的传染病会蔓延到首都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显然，这份调查报告未能完全制止住上述谣言，因为稍后总愿院的医生又发表了另一份同样的声明。他被迫承认比塞特尔的卫生条件很糟，但是“情况毕竟没有恶劣到使这个不幸者的避难所变成另一个制造更可悲的邪恶的发源地。那些不幸者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治疗，而人们对于那种邪恶是束手无策的”。
循环到此完成；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曾经在邪恶分布图上取代了麻疯病，而且被放逐到远离社会的地方一现在，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疯病，把自己流脓的疮伤呈现给混杂的人们看。非理性再次出场，但被打上一种想像的疾病烙印，逆反而增添了它绝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领域而不是在严格的医学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远在提出非理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神病态的问题之前，就在禁闭领域中并借助于该领域特有的魔法，形成了一种将对非理性的畏候和古老的疾病幽灵结合起来的混合物。在跨越了很长时间之后，关于麻疯病的混乱想法又决起作用了；正是这些古怪想法成为将非理位世界和医学领域综合起来的第一推动力。这两个领域曾先通过恐惧幻想相互交脱，把“腐败”和“污染”这类可惜的混合物结合在一起。对于疯癫在现代文化中占据的位置来说，重要的或者可以说读键的是＿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凶作裁者被请过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士被召来，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从禁闭院墙渗出的某种晦暗的威胁。人们很容易设想，如果有一种自由而慷慨的同情心，就会唤起人们对被禁闭者命运的关心，如果医学界更细心一些，知识更多一些，就能辨认出以前被当局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惩罚的罪行是一种疾病。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氛围并不那么仁慈客观。如果人们请医生来考察，那是因为人们心怀恐惧，害怕从禁闭院墙渗出奇怪的化学物质，害怕院墙内形成的力量会散播出来。一旦人们的意象发生变化，认为这种疾病已经具有各种特征，如发酵。腐败、恶臭、肉体腐烂，医生就会出场。传统上把疯癫获得某种医学地位称为“进步”，而实际上这种“进步”只有通过某种奇怪的倒退才能取得。在道德污染和肉体污染的混合体中‘6’，古老的意象凭借着18世纪人们所熟悉的“不洁”这一象征的意义，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正是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识的改进，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这种掺杂着当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乱想的回归中，实证主义将会控制住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将会发现一种能够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当时的问题不是消灭禁闭所，而是使它们不再成为新的邪恶的潜在根源。因此，任务是边清理边组建。18世纪下半叶展开的大改革运动就是从消除污染开始的。所谓消除污染就是清除各种不洁物和有害气体，抑制发酵，防止邪恶和疾病污染空气和传染到城市的大气中。医院、教养院及各种禁闭所都应该更彻底地被纯洁的空气隔离开。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有关医院通风的文献。这些文献试着探讨医学上的传染问题，但是更注重的是道德风化问题。1776年，国务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任务是确定“法国各类医院需要改善的程度”。维埃尔（Viel）受命改造拉萨尔佩特利耶尔医院。理想的医院应该是，既保留原有的基本功能，同时使可能滋生的邪恶不会扩散出去；非理性受到完全的控制，它成为一种展览品，同时绝不会危及观众；非理性成为一种标本，有做戒作用而无传染之虞。总之，这种医院应重新恢复作为一个笼子的本来意义。这种“经过消毒”的禁闭所也是修道院长德蒙索的梦想。1789年他在一个论述“国家慈善事业”的小册子中计划创造一种教育手段——一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道德败坏的弊端的展览：“这些被警戒起来的病院……是既实用又必要的收容所。……展示这些阴暗的地方和被关押的罪人，目的在告诫那些过于放任的青年不要因离经叛道而受到同样的耻辱。因此，精明的父母让孩子从小就了解这种可怕又可惜的地方。在那里，罪恶的代价是耻辱和堕落，本性堕落的人往往永远丧失在社会中获得的权利。”
上面这些就是道德试图与医学合谋来捍卫自己的梦想。那些危险虽然已被禁闭起来，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这些危险还迷惑了人们的想像和欲望。道德梦想着根除这些危险，但是人们总有某种冲动，想去体验它们，至少是接近它们，或想像它们。笼罩着禁闭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那里的夜晚充满着人们无法接近的欢乐；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纵放荡；在这些黑暗背景上出现的是与博斯及其指委花园一脉相承的痛苦与欢乐。从《所多玛的120天》里的城堡中泄漏出来的秘密一直被人们悄悄地传播着：“在那里，所谓的囚徒受到骇人听闻的嗓路。我们听说那里经常发生某些极其可耻的罪恶，有的甚至是在监狱的公共休息室里公开发生的。这些罪恶按照现代的礼仪规范是无法说出口的。我们听说那里有许多粉脂气的无耻囚徒。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和同伙任意放荡的阴暗密窟时，他们已变得完全不知羞耻了，随时准备犯下各种罪行。”如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则提到萨尔佩特利耶尔的惩罚室的老妇和少妇形象。这些人一代一代地传授着她们的秘密和享乐：“教养室是该院最严厉的地方。当我们参观时，这里关着47个姑娘，多数八年龄很小，与其说她们犯罪不如说她们无知。……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总是把不同年龄的人混在一起，把轻浮的少女与老于世故的妇女混在一起，后者教给前者完全是最放荡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幽灵一直在18世纪的夜晚四处潜巡。有时它们被萨德的作品无情地展示出来，并定位在严格的欲望几何学中。它们还将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线表现在《疯人院》或《聋人之家》中。《异类》上的形象与它们何其相似！一个完整的想像画面再次出现了。它所表达的是此时由禁闭引起的大恐惧。
在古典时期被禁闭的不仅仅是把疯人、放荡者、病残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还有一大批怪诞者，一个蛰伏的怪物世界。据说这些怪物曾经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调凸现出来而后又被其所淹没。人们会说，禁闭所的城堡除了隔离和净化的社会作用外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们能从社会表面将理性和非理性分开，它们依然在深层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禁闭所的城堡是一个重要的、一直缄默的记忆库。它们在阴暗处保存着一种被认为已经消灭了的形象力量。虽然它们是新的古典主义秩序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不顾这种秩序，也不顾时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从而使这些形象能够完整无损地从16世纪传到19世纪。在这段被忽略的时期，布罗青山〔你在同样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尔瑟（Noirceuil）加入了关于雷斯元帅的传说世界。禁闭纵容而且欢迎这种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纪末获得自由的意象并非在各方面都与17世纪力图消灭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国发生的某些情况使它们脱离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从中发现它们的那个秘密世界。它们原先寄寓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欲望中和人们的想像中。此时，（们不是突然地将疯癫者的存在公之于众，而是沸沸一扬扬地表现为充满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谋杀，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为和奴颜婢膝，颐指气使和忍气吞声，都形影相吊，集于一身。15和16世纪疯癫所揭示的无所不在的宇宙大冲突发生了变化，在古典时期末期变成了一种没有心灵在其中起调停作用的辩证关系。虐待任（Sadism）不是终于给和性爱同样古老的一种习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指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被禁闭、被封住声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当它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正是在这个时候，虐待狂出现了。而且，下述情况并非偶然；虐待狂（直译为萨德病狂——译者）这个以一个人名命名的独特现象就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无法接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