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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烟赌税成了军队的主要收入，全省赌禁大开，大小番摊，都有军队保护。省长廖仲恺形容当时的困境：“粤省虽号富强，而军兴以后，财政久陷分裂。厘捐粮税悉为各军截收，赌饷烟捐亦由各军支配。是全省税收，业已瓜分豆剖，点滴无遗。”廖仲恺《辞财政部长职通电》。《双清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由于军队私铸劣质镍币，毫洋硬币的成色，最高只有八成，低至二三成的也有，拖累政府发行的双毫银币，也几乎无法流通，甚至连造币厂也无人敢出头承办。而港币则雄霸市场，价格一路攀升，与双毫比价，每千元贴水近30元。
为了筹措军费，在广州市长孙科的主持下，对全市公产进行了大规模拍卖。占地450亩的农林试验场，价值200万元，在省财政厅和广东银行的互相勾结下，以80万元贱价卖出；价值60万元的大佛寺以30万元卖出；被贱卖的还有黄沙西鱼栏官滩、米埠填地、马棚岗、公安局北面空地、东较场等等……
拍卖狂潮，已近乎失控。报纸披露了不少经办拍卖公产的官吏贪污、贿赂的黑幕，引起学界、商界、宗教界一片抗议浪潮。孙科还想把南海、番禺县署卖掉，但因为反对的呼声太高，无人敢出头承买。
广东民间纷纷发表通电，痛切陈词，指年来兵连祸结，殆无虚日，万民怨嗟，倒悬待救，何堪再经抽剥采渔。其中一份通电列举了当局的种种苛政：
“（1）收没全省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强行变卖；（2）嗾令党徒诬报人民私产为官产，迫令缴价，违则勒迁拍卖，动辄一案，数千家人民流离失所，苦泣于道；（3）强卖瞽目老人育婴三院，使残废无依，流为饿殍；（4）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5）预征各行厘金至（民国）十九年，地丁钱粮至（民国）十七年，勒派军费已四五次，民不堪命；（6）广州勒收租捐至四五次，各属有至九次者，贫民滞纳，动辄拘捕，有被迫自尽者；（7）变卖坟场，暴露白骨，附郭一隅至数万户。”
政府还大开烟赌，“（1）官卖烟，导民吸食，灯馆满市，烟帜招摇，僻壤穷乡，无远弗届；（2）军队抢烟，动辄巷战，伤毙人民，无门告诉；（3）驱商迫店，改作赌场，狭巷通衢，杂赌罗列，男女混沓，妨碍安宁；（4）军队争庇赌场，时于斗杀，遍地危机，良民裹足；（5）赌徒失败，盗窃卖淫，甚而自尽者，腾载报章，日有数起。”《华字日报》1924年11月15日。
孙文对这些情况，究竟了解多少？也许，就算他知道实情，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根本控制不了各路客军的胡作非为，也无法通过正常的财政税收筹集到数额庞大的军费。没有足够的钱，他就养不活这三山五岳的军队，他就没有北伐的本钱了。
胡汉民提醒孙文，目前发生在广州的种种问题，如重征租税、苛抽杂捐、强拉夫役、变卖公产、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白昼杀人、掳人勒赎等等，已经引起民怨沸腾，如不疏导平息，恐怕祸不旋踵。
1924年2月，适逢旧历年关之期，各军催饷，急如星火。孙文再也无计可施，命令广州善堂以善产为担保，发行50万元“军用手票”，聊以卒岁。讵料，商民忍无可忍，一呼百应，相约拒用滇军、豫军的“军用手票”，演变成广州全市罢市的轩然大波。善堂召开紧急会议，议决请孙文收回“军用手票”。
这时，政府与商民的关系，已经暗潮汹涌，出现种种不祥迹象。
罢市工潮频频发生，则是暴风雨前的又一征兆。政府杂税，把鱼贩、黄包车夫、戏院、酒店、饭馆等等，一网打尽。鱼税引起鱼场罢市，刚刚调解复市，饭馆税又引起全市大小饭馆闭门停业，但政府坚持征收。海关经纪人的工会被罚款十万元港币，工会认为政府非法罚款，实际上是抽取军饷之用，码头装货工人等，都卷入了罢工中。广州的空气，急速地恶转，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3年10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宋子文来到广州。他是孙文夫人宋庆龄的弟弟，他南下所肩负的主要责任是整顿广东财政。在他的建议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广开税源的措施。对工商界来说，不啻百上加斤，他们除了要应付政府的捐税之外，还得应付各地驻军强征的捐税。据阳江小北江一带商民投诉，从连阳县到连江口各站，除正式完税之后，无论大小出入口货船、空船，每到一埠，每船交的保护费，多则六七十元，少则三四十元。商民处此，应付几于无法。
宋子文强烈反对军队参与征税。大本营一再严令撤销所有由军队把持的重抽机关。宋子文甚至组织了一支高效率的私人武装来保护政府的正常税收。
这样一来，他两头得罪，既得罪地方军阀，又得罪地方商人。但导致商人和政府对抗的原因，至为复杂，不仅仅是宋子文的财政措施。这些商人本来大部分是孙文的支持者，现在因为联俄容共政策而分道扬镳。
普通商人参加反政府活动，多半是出于担心共产。在他们心目中，共产总是和没收财产、共妻这些恐怖的字眼连在一起。虽然孙文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共产制度绝不适合中国，但人们对他身边忽然来了那么多俄国人感到忧心忡忡。
广东商团出现于清末民初，他们与革命党的关系一直良好，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颇为积极的作用。商团初期“纯为保护商场和资本家的生命财产，属于自卫性质”，并没有政治色彩。《工商界老人回忆商团事变》。《广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24年5月，广东商团设立全省联防总机关。由广东商团总团长陈廉伯担任全省商团联防总长，佛山商团团长陈恭绶为副长。陈廉伯由于卖力地“提倡国货”、“关心社会公益”，而名声鹊起，成为商民拥戴和信赖的商人领袖。
当商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时，商团的政治色彩，便愈来愈浓了。
商团和政府的冲突，是由购买军火问题引起的。当时，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刚刚开学，因为武器奇缺，大部分学员都是手无寸铁。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枪械运抵广州时，孙文下令海关截留，全部军火起存黄埔军校。
陈廉伯向内政部说明，这批军火，是事先呈奉军政部核准发给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请大元帅令行粤海关监督，转知税务司，随时准予商团起卸。但内政部的答复很简单，只有11个字：“奉大元帅令撤销前发护照。”双方的冲突，乃由里而表，全面激化了。
陈廉伯宣布辞职。商团代表云集河南福军司令部，请李福林为他们作主。李是广东有名的绿林好汉，现为民团统率长，实际是土匪统率长。李福林支吾其词，而与此同时，政府却下令通缉陈廉伯，并查封他的住宅。省长廖仲恺主张对商团严厉镇压，这意味着官商决裂。在他身旁出谋划策的是鲍罗廷。胡汉民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他劝孙文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
胡汉民派南海县长李宝祥到商团公所，请商团派代表到大本营磋商调停扣械案的办法。商团派出三名代表到大本营，胡汉民亲自接见他们，提出两项解决办法：一、商团补办购械手续，每支枪定价160元，除已缴付陈廉伯的100元外，再补交60元；二、联防总部应停止活动，商团必须受政府指挥监督。
代表们表示需要和同人商量后，才能答复。而他们商量的结果认为，接受政府指挥监督一条，绝不能接受。
对抗面临升级的危险。
孙文又派代表到商团宣示政府意见。但商团仍然不肯让步。8月20日，商团还在西关宣布戒严，晚上9时30分便将闸口关闭。21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同时下令在全省范围内实行总罢市。当天由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到了25日，广州也加入了罢市。
一场惊天动地的官民大战开始了。
孙文赫然震怒，强硬地警告商团：“若果明日（27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成泥粉。所可怜者，无知商民同受波累耳。”《华字日报》1924年8月29日。其草莽英雄的豪气，溢于言表。
8月29日，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交涉员，声称如果政府炮轰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作为报复。但孙文从来不向恫吓屈服，9月4日，他在报纸上发表激烈的反英宣言。一位政府官员说，这是一场“胜则无民，败则无兵”的战争——政府赢则失民心，输则失军心——但孙文决不能无兵，因为他还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这位革命冒险家再次显示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义无反顾，决以革命铁腕，犁庭扫穴。
9月12日，孙文率领部分军队出师北伐。他在这个时候离开广州是非常奇怪的。后方岌岌可危，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任何人都看出这不是出兵北伐的适当时机，但孙文仍匆匆启程，使人觉得他好像急于离开这个令他愤怒和失望的地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这位新崛起的军事领袖并没有随孙文出师北伐，他仍留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岛上。
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无表示悔过。孙文下令赦免陈廉伯，但不发还军械。商团扬言要进行第二次罢市。省议会部分议员呼吁陈炯明出兵靖乱。
蒋介石为黄埔军校题写的校训
孙文三番四次从韶关给蒋介石拍电报，叫把军校迁移往韶关，以全力孤注一掷于北伐大业。但蒋介石坚拒，表示决不会离开黄埔。他的动机和当年陈炯明如出一辙：广东不稳，北伐将徒劳无功。
一向主张强硬手段的廖仲恺，被迫辞职，由胡汉民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