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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委员会曾专门开会讨论，哪个部门有权抓工贼。少数人认为应由政府负责；也有人主张由纠察队负责；还有人主张人人都可以捉拿工贼，付表决时，全场十之六七都举手赞成。最后决定人人都可以捉拿。
捉到工贼以后，怎么处理呢？
在一次审判偷运劳工去香港的英籍船员时，纠察队先把这名船员押到夏天的太阳底下暴晒了一通，目的是让他“知道中国人的厉害”。然后，一名审判员和一名工人升堂，身后是各工会派来的十几名会审委员，周围是纠察队员。那名英籍船员要求：“要审，可以让政府来审。”工人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要到哪里去？你犯的是破坏罢工罪，就得在这里审问！”
在另一次审判中，罢工工人把一名煽动复工的“奸细”判处死刑。广东检察厅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和“破坏罢工，罪不致死”为理由，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抗议。罢工委员会的回答是：“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之说已不适用于今日。”
香港的报章，曾指责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邓中夏自豪地承认：“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对共产党来说，第二政府就第二政府，这正是他们所要的。
国民党的头头们对此忧心忡忡，真正热心搞工运、农运的，只有廖仲恺一人，然而，当他情不自禁地喊出“苏俄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中国革命之最终出路所在。如果中国不能联俄，就没有出路”廖仲恺《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的口号以后，他在老朋友当中，便愈来愈孤立了。
廖仲恺
由于联俄容共问题的分歧，大批元老先后失势。在广东权倾一时的人物，按资历排名，原为汪精卫、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和蒋介石，前面四位全是粤人。但随着蒋介石的崛起，这种情形开始改变了。
1925年8月20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常会，廖仲恺在抵达会场时，遭到刺客狙击，身中三枪，当场死亡。
一场大清洗，随即铺开。
汪精卫、蒋介石及时地利用了这一事件，对异己分子进行全面扫荡。国民党右翼元老们纷纷逃离广州。他们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也土崩瓦解。许崇智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劝告，放弃了军权，离开广州到上海当寓公去了。胡汉民的寓所也遭到搜查，蒋介石以保护为名，派人把他送到黄埔岛，然后和孙文的儿子孙科一起，以派往苏联考察的名义放洋。胡汉民的亲密战友古应芬也被迫辞职离粤。
在清扫了保守的元老派之后，政府似乎变得纯洁了，然而，很明显，在国民党内部，“广东帮”（汪精卫）和“江浙帮”（蒋介石）对立的阴影，已隐然出现。这种明争暗斗，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的爆发。
廖仲恺去世以后，政府和工人、农民的联系更加疏远了。虽然工运、农运愈闹愈红火，但国民党领袖们不感兴趣，而且戒心重重，他们的目光都盯着党权、军权。
这种官民脱节的情况，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尤为严重。国、共对农民的政策，始终是摇摆不定和自相矛盾的。他们一方面鼓励农民参政，另一方面又深惧农民参政，担心失控而触发政治危机。
1925年4月，广东全省已经成立农民协会的县只有22个，会员有21万。时隔五个月之后，已急剧地发展到33个县和45万会员。到1926 年4月，全省成立农协的县达到66个，会员人数共62万之众。当农民处在最水深火热的社会底层时，要他们起来革命，并非难事。当中共提出减租减息、平粜阻禁、废除苛捐杂税、反对加押退佃的口号时，农民便一哄而起，如怒潮排壑似地投奔而来了。
国民政府发动统一两广的战争，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紧随着东征军步伐，迅速填补陈炯明军队败退后遗下的空白点。大大小小的工会和农会组织，在惠、潮、梅各属，遍地开花，几乎每天都有工会、农会成立的“盛大庆典”举行，游行集会，无日无之，舞狮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终日不绝于耳，沸反盈天。政府也是沾了他们的光，才得以在粤东各属挂牌营业。
农民参政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成立农会，组织农军，并且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民干部，夺取乡中政权和财政权。声势之猛，真使同盟会出身的老前辈们瞠目结舌。
毛泽东在广州的番禺学宫，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们讲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课题。他提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论点：“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村的封建阶级，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为农民的觉醒大叫“好得很”，在他的老家湖南，一场农民暴动的飓风，愈刮愈猛。从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仅湖南一省的农会会员便从三四十万，激增至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到1000万。他们的口号是“一切政权归农会”。由国民党主持的县一级政府已基本瘫痪，农会不顾一切地夺取乡中的政权，不仅干预各区的经济活动，而且开始砍杀土豪劣绅。政府的法律，在乡下根本行不通，农民有自己的法律。他们甚至不用像罢工工人那样和政府组织联合法庭，他们设在祠堂的法庭，就可以处决一切胆敢对农会说个不字的敌人。他们即使把地主押到县衙，也是为了把县官升堂和枪毙人犯当作闹剧来观赏。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乡村的绅权被彻底打翻了，“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把它称作“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对湖南农村的现状，作了生动而详细的描述。
中共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打开农村局面，造成云奔潮涌之势，与会党的推波助澜、因风吹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农会的大门向会党敞开，无任欢迎，甚至把会党称作“革命团体”。湖南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称：“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要把他们纳入到革命的联合战线中来。
面对这种情形时，政府的官员们，显得茫然不知所措。
当广东政府为民众运动大伤脑筋的时候，蒋介石正积极地进行着另一场的“战争”，这就是把江、浙的势力引进南方，为将来的政治中心东移铺平道路。
当时国民党仍以粤人占绝对优势。直到1926年10月，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边了，上海和江苏的国民党人加起来才5491人，以学生为主；而广东一地的党员已达15。69万人，其中农民约占40％，工人占25％，学生占25％，商人不足1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年版。
北伐是蒋介石摆脱广东势力的一个机会，因此他对北伐最积极。在广东的六个军长中，除第一军蒋介石是来自东部外，其他都是来自南部省份：第二军谭延辏呛先恕⒌谌炫嗟率窃颇先恕⒌谒木罴蒙睢⒌谄呔钭谌适枪阄魅耍ǖ谒木幕径游槭窃辆⒌谖寰罡Ａ质枪愣恕⒌诹糖笔呛先恕�
当时张国焘作为一个旁观者，有一个强烈观感：“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对廖仲恺一案的处理，为蒋介石建立江、浙势力，奠定了基础。由于革命政府建立在广东，广东人的地缘优越感，是自然而然的。在广东人占压倒性多数的情形下，他们的排外心理，反而趋于淡化。但蒋介石是一个外来人，满嘴宁波口音，他要在广东打天下，对于建立以省籍为核心的权力基础，自然格外留意。
权力永远不会处于静止的状态，如果它不是在扩张，就是在萎缩。权力是一种四处游荡的东西，就看谁能够把它抓住。身为国府主席的汪精卫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正热心地帮蒋介石把大批的广东籍元老赶到遥远的北方或者海外去。虽然汪、蒋关系，在1926年初已很紧张，但汪精卫仍然只把这看成是蒋介石个人的原因，而没有看到在他背后，庞大的江浙集团，正在迅速崛起。
这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汪精卫的态度颇为暧昧，“他存心令蒋去职，却又不公开执行，只希望蒋因之自去”。②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