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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急于向东南发展，甚至不惜和中央分道扬镳，以及他选择上海作为和共产党最后决裂的地点，都不是偶然的。
3月23日，东路军攻入南京。至此，东部中国已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了。
蒋介石一到上海，行装甫卸，便向租界当局和商人们保证要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这是给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一服镇静剂。自从北伐军占领湖北后，已有2000万到3000万银元流入上海。上海的银元储备高达1。3亿到1。4亿。上海的经济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从3月开始，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反对上海总工会，禁止总工会集会。为了和共产党的总工会对抗，蒋介石拿出大量金钱，支持上海工会和杭州工会。这两个工会里有不少活跃的帮会分子，是当年陈其美的徒子徒孙。
就在这人心汹汹之际，汪精卫突然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和蒋介石会面，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公开表明他的反共决心。
汪精卫警告说：“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失，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内的生命，怕要从此消失。”
蒋介石决然回答：“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负担起来；绝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
尽管汪精卫同意他的基本观点，但不同意操之过急。当时的旁观者李宗仁已经预感到，“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李宗仁回忆录》（上卷）。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
在汪离沪前夜，蒋介石召集了上海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在龙华会议，正式决定清党。李宗仁将他的军队调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左倾部队。蒋介石又把倾向工人的军队调离上海。在采取了这一系列的布置之后，上海顿时呈现密云待雨的紧张状态。
4月8日，蒋介石去了南京，上海的一切工作由白崇禧直接负责。4月9日，蒋在南京恢复了被第二军封闭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工会。这是一个信号。
蒋介石的代表和上海的帮会大亨们，在聚义堂上商讨反共大计。杜月笙这才明白，原来国民革命中暗潮汹涌，国共两党的分裂，已势在难免。蒋总司令就会在上海有所行动了，青帮务必密切配合。
帮会分子把胸脯拍得山响：“上海劳工中至少也有八成是我们这边的人，如果我们真跟总工会打的话，不用说总工会，就是其他所有的左倾势力，都不堪一击。”［日］三谷孝《秘密结社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上海帮会开始行动了。
杜月笙亲自挑选的帮会“死士”，组成“中华共进会”，准备以暴力捣毁总工会。与此同时，另一批帮会分子设立了“上海工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工会分庭抗礼。秘密帮会纷纷浮出水面，以各种合法社团的名义，公开活动了。
4月11日，上海的军队忽然散布步哨，戒备森严。上海大部分地区实行了戒严。
数百名身穿党军服式、臂缠白布“工”字符号的壮汉，冲击商务俱乐部。工人纠察队一名副队长上前理论，被当场击毙。双方爆发枪战。二十六军第二师派出第五团前来，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另一批青帮弟子在杜月笙亲自指挥下，攻占了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商务印书馆。
南市方面，二百多缠白布黑“工”字臂章的青帮死士，从法租界南洋桥乘汽车冲入华界，手持手枪、盒子炮、炸弹，分三路包围了南车站前的华商电车公司，向纠察队开火进攻。沪西曹家渡也出现了佩戴白布“工”字符号的帮会弟子，冲击申新、民生、丰田各纱厂工会，将工会委员长等四名工会领袖当场打死，又将各工会砸得稀巴烂。
纠察队被“尽解其甲”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工人和市民在4月12日举行群众大会，向国民党严重抗议，并要求立即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和取缔反动团体。
“反动团体”显然是指杜月笙的“中华共进会”。但当天的谈判，并无成果。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再于闸北青云路召开大会。工人游行赴宝山路天主堂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拘工人。行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突遇第二师士兵向游行队伍开枪，驱散人群。并用机关枪扫射，死者血流街头，伤者纷纷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其时雨势甚大，宝山路上血流成河。附近各商店纷纷闭门停业，居民惊恐万状。
4月14日，由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中国济难会被查封。4月15日，国民党部分中委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改为谈话会），宣布清党和奠都南京。推举胡汉民为国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军总司令。18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
当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后，农民运动的中心，也从广东移至湖南。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会议，对日趋高涨的农民不满情绪和农村骚动进行了讨论。毛泽东主张急进的土地政策，即使引起国民党的对抗，也在所不惜。中央犹豫再三，依然决定采取抑制的政策。
究竟农民运动有没有过火的地方？是不是犯了幼稚病？要不要加以纠正？对这一系列问题，共产党一直没有定见。他们时而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土地，时而又主张征收土地税；时而是土地赎买，时而又是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
正如许多人预料的那样，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局已定，国共两党势必分道扬镳。
1927年4月，蒋介石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和共产党决裂了，广州立即步其后尘，从南部到东部中国，发生了一连串屠杀共产党的血腥事件。
汪精卫在上海和蒋介石见了一面，便不辞而别到了武汉。他不可能站在蒋的一边，因为他急于要报一年前被蒋逐出国的一箭之仇。国民党现在公开分成了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和上海的国民党（蒋介石）。
武汉政府面临来自南方农民、西北地主集团（冯玉祥）、东部资本家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重重压力与威胁。他们简直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当东部资本家公开表明反共态度后，由武汉政府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急忙向工人发出命令：“应该暂时停止对资本家的斗争。”
暮春的长江三镇，这个南北双方的交界点，东西两部的结合处，水和天，春寒与雾气，全都浑然一体，停止不动，凝滞起来了。只有江面上的小舟，似乎还保持着往日的柔和与平静。然而，谁都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了。武汉街头行人寥落，处贴着“不要同洋人冲突”、“让外商企业和工厂复工”、“服从革命法令”、“打倒危害武汉金融市场的蒋介石”、“逮捕造谣者”、“禁止哄抬物价”的标语口号。一种四面楚歌的危机感，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对于武汉政府来说，唯一可以依靠的，似乎只有南方的农民，然而，在土地问题上，他们迄无定论。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4月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土地改革的主张。会后，特委会成立了一个土地调查委员会，以便确定没收土地的办法和标准。毛泽东指责这是无故拖延时间。
不久，土地调查委员会决定将没收土地的限度定为500亩，但有一个附带条件，即没收土地只限于没有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军官的地主家庭，否则，不管有多少土地，一律不没收。实际上还是政治没收。
在鲍罗廷和国际共产代表罗易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鲍罗廷要继续麾师北伐，其用心和当初孙文北伐有相似之处，是为了避开已经失控的南方；而罗易则坚持先土改，后北伐。罗易是一位39岁的印度人，领导着第三国际中亚局的工作。
4月27日，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关于是先北伐还是先土改的争论，仍然沸沸扬扬，无休无止。
陈独秀对目前的局势深感悲观，他对与会代表们说：“中国革命，无论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天津、汉口或任何工业最发达的地方都不能发展！”为什么呢？“是啊，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结论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在中国的沿海和中部地区，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占有更强大的地位。”
那么，共产党革命的出路在哪里？
陈独秀
陈独秀宣称：“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到大西北去！因为这些地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积聚起来，然后再来摧毁帝国主义的统治！”②［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意味着放弃南方！放弃城市！退到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10年后的中共才意识到陈独秀这个意见的价值，但如今西北是冯玉祥等军阀的地盘，他们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很可能会站到在这场角逐中占据上风的蒋介石一边，因此几乎所有人都起来反对陈的意见。
只有鲍罗廷表示支持，但他的出发点是觉得大西北离苏联较近，容易获得物质上的援助。他竭力主张继续北伐。
武汉的国民党赞成鲍罗廷的主张；共产党则意见不一，有人建议南伐，回师广东；有人建议东征，先打倒蒋介石再说；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