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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权力制度的表层结构，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民族的深层人格精神，和许多非工业化国家一样，中国的所谓民主政制，其实是西方国家的压力和盲目的模仿心理的产物。
尽管没有出现实质的转变，但革命至少给人们一线希望。孙文回国之前，已在伦敦向国内宣布：“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孙文《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1912年由官方主持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使这种假象的可信程度，达到极点。100多名代表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实业的计划。谁亲耳聆听着人们的慷慨陈词，都会以为新时代已经降临。
但这仅仅是天边闪现的一道曙光，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而且不知道怎么建立。政治家们对此毫无兴趣。
北方既是一块培养义和团的土地，也是一块培养袁世凯的土地。
由前清士大夫阶级里脱胎而出的官僚集团，迄今仍是北方政治的主导力量。
中国是一个家族结构的社会。1894年清廷开始建立新军（新建陆军），以取代暮气日深的八旗、绿营旧军。最初主其事者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广西按察使胡燏棻。1895年袁世凯写了一篇《上督办军务处禀》，陈述练兵之法与营制饷章，大获赞赏，于是接替胡燏棻，负责督练新军。在距天津70里的新农镇（俗称小站）建营驻扎，并在淮、徐、鲁、豫等地招募壮丁，开始练兵。这就是北洋军阀的基本班底。
从那个时候起，袁世凯就梦想着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但究竟什么才叫“现代化”？它和传统的兵由将招，军以将名，官兵之间以私人感情为维系的部曲制度，究竟有何分别？袁世凯自己也说不清楚。在他心目中，采用西方国家的军制与操练方法，再装配现代武器，就是现代化陆军了。但这支军队的效忠对象，仍然只是个人，而非国家——所谓“个人”，不是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氏，而是袁氏。
经过10年奋斗，他如愿以偿了。北洋集团的势力足以控制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个由军人、官僚和政客组成的松散联盟，臃肿、迟钝、保守、顽固。袁世凯虽为一代枭雄，亦不曾料及，这个集团居然可以助他登上总统宝座，最后又把他推下了皇帝的宝座。
在北方的政治社会中，人际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势力划分派别的依据，恒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亲近程度。这种关系建立在籍贯、历史、私谊、利益的分配、各个派别的相互作用等等上面。政治伦理弥漫着强烈的人性色彩，在西方奉为圭臬的抽象观念，在中国没有谁会当真。
真正懂得现代民主的军人几乎没有。他们之所以和共和制度妥协，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可以大大利用，谋取更多的利益。那些带兵打仗的军人们，看上去像是在为新世界浴血奋战，其实他们对新世界一无所知。每个军阀都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以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最后狠捞一笔。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方的官绅并不把这个南方人的政府放在眼里，他们已经在积极谋划，准备一旦朝廷退位，便组织北方的临时政府，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便索性拥袁为皇帝。
然而，孙文很快便同意，只要清室退位，他愿意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但有三项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
出生于南方的孙文，坚持把首都建在远离官僚政治核心的东南方地区——南京，或者武汉。他说：“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伍廷芳《共和关键录》。引自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不过，金陵就没有帝王气了吗？岂不闻：金陵自古帝王都。南京人常常骄傲地自称“六朝古都”，只不过定都金陵的王朝，大都是短命王朝而已。满脑子帝王思想的袁大头，非把北京作为首都不可。他的判断力并不亚于孙文，他清楚知道，要维持天威，必须借助于紫禁城的凤阁丹墀。
从南向北走，过了淮河、秦岭一线，就进入温带季风气候的北方了。这里四季分明，春季干旱风沙大，夏季炎热雨水多，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华北是农业地区，以种植小麦、杂粮、棉花为主，工商业十分落后，除了大运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内河航运，农村的交通工具，有钱人用马车，穷人用独轮推车。长途贩运的距离，能跑上300公里就差不多是极限了，因为超过这个距离，运费就比货物本身的价值还要昂贵了。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坐落在永定河的冲积扇脊之上。西部连接太行山脉，东面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南面是一片平畴，北部为燕山山地。再往北去，就是汉代以来中原的大患——匈奴的地盘了。匈奴性情强悍，工骑善战，主要活跃于外蒙、热河、察哈尔、宁夏四省，及陕西、甘肃北部，直至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大部地区。
秦始皇筑长城，是要防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侵。汉朝与匈奴连年征战，也是为了争夺西北地区——甘肃的楼兰、月氏、乌孙诸国地盘，打通陆上丝绸之路。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表面上看，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是世仇，但实际上，不是冤家不聚头，无论地理与文化，两者都是互相纠缠，犬牙交错，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在中原同化四夷的过程中，胡服骑射的文化，也在不断改造着中原文化的基因。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京就是燕国国都，辽置陪都于此，金正式建都，公元1421年，大明王朝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改变了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奠定了北京在政治版图中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在以后的六百年间，北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
作为一个帝都，北京理所当然地被视作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是势不能免的。在两千年的历史里，这一体制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到了明、清两代，已经渐臻尽善尽美了。
在政治上，官僚体制的最大作用，就在于“辅弼和谐其政”，即协调君臣之间的关系。它通过复杂的、重叠的、互相牵制的政府机构和繁琐的公文程式，起到生克制化的作用，使双方都不至于逾越纲常。
不管今天看来，官僚体制如何颟顸、腐败，如何可恶，但它是社会文化体系的必然产物，却无可否认。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它何以产生，而是它何以偏偏产生于北方？有人说，凡是建都南方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而建都北方的王朝却大多长命百岁。是不是北方有一种特别适合皇权政治生存的人文环境？
在南北双方的谈判过程中，孙文一再强调，在南京建都，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南北主张共和、疾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们，都会同意。
然而，在北方人看来，国都乃数百年根本所在，也是他们的权力所及，决不能轻议变迁。他们并不欢迎带有新思想的南方人，而南方人对北方腐败的官僚气氛，也觉得格格不入。广东籍的外交家伍廷芳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抵抗那种力量！”［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对于南下就职，袁世凯是决不会答应的。
他声称南方人以虚荣厚礼诱他就范，乃调虎离山计。北方有军队几万，皇族旗丁的处置还未妥帖，他决不能离开，宁愿辞职回乡下，把这破天荒的总统让给贤者。袁大头身边的谋臣也纷纷献策，那怕和南方开战，也不能到南京就职。自古以来，只有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地利使然，不可改变。
“他们一定要我到南京，就让他们来接收北方军队。如果他们有本事接收北方军队，我就心甘情愿地到南京就职。”在2月15日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袁世凯就以这个作为不能南下的理由。为了证明不是虚声恫吓，北洋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搞了一次“兵变”，大肆焚掠，最后南方人向他屈服了。
尽管人们知道，那个死守帝都的政府，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找到一条根治恶疾的良方妙药。这种政治制度，成了近二百年无数流血革命的直接诱因，但每一次革命，除了制造一批新官僚填补被推下台去的旧官僚遗下的空缺，几乎完全没有触动权力的基本结构。
这是为什么？原因究竟在哪里？
袁世凯不肯南下就职，孙文反对把首都定在北京，本身就是一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对抗。这时，南北已成为一个鲜明的政治概念。袁世凯的胜利，标志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如故。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中国奠都北京，从此，正如孙文所说，“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许师慎《国父当选临时大总统实录》（下卷）。国史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