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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逐步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向完全商办转化。政治上的原因并没有能够改变这个过渡方向。反过来说，工业化的完成，最终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北洋实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洋务新政”（亦称洋务运动、自强运动）。洋务新政是由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湖南人），淮军首领、当过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安徽人），两江总督的左宗棠（湖南人），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人），两江总督沈葆桢（福建人），两广总督林则徐（福建人），湖广总督张之洞（虽是河北人，但长期在南方任职，当过两广总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广东人），驻英公使郭嵩焘（湖南人）这样一批有东南部背景的官僚所推动的。
清康熙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后来乾隆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粤人与海外各大商行来往密切，搞洋务时间最长，经验丰富，轻车熟路。朝廷要了解西方国家，也往往依靠南方官员的奏报和南方人所撰写的书籍，林则徐更被后世史家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外贸重心，由广东移到上海，当时在上海从事外贸的买办、通事，乃至跟班、仆役等人，几乎清一色是老广班底。李鸿章创办上海招商局，在里面主持大局的，也全是珠江三角洲的买办商人。
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军火生产起步。曾国藩组建湘军后，即在长沙、南昌等地设立制造鸟枪、抬枪、劈山炮及弹药的局所，后来又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专门研制洋枪、洋炮和轮船。可惜人才奇缺，原料不足，搞了半天，成绩乏善可陈，不得不和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局合并了。然而，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波浪潮，就从这里开始，由南向北，席卷而来了。
尽管那次新政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这一时期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建船政局、广东机器局等一系列机器制造局，为现代工业播下了种子。采矿、冶炼、铁路、轮船、电报、银行……一时比肩并起，盍兴乎来。
清末民初，与洋务新政一脉相承的北洋实业，实际上仍然掌握在一批来自东部和南部的人物手里。
北洋历届政府执掌农商（工商、实业）总长的王正廷（浙江）、刘揆一（湖南）、张謇（江苏）、金邦平（安徽）、张国淦（湖北）、李盛铎（江西）、田文烈（湖北）、李根源（云南）；执掌交通总长的施肇基（浙江）、朱启钤（贵州）、梁敦彦（广东）、曹汝霖（上海）、汪大燮（浙江）、许世英（安徽）、龙建章（广东）、曾毓隽（福建）、叶恭绰（广东）；执掌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江西）、周学熙（安徽）、陈锦涛（广东）、李经羲（安徽）、梁启超（广东）、王克敏（浙江）、曹汝霖（上海）、龚心湛（安徽）、张弧（浙江）、董康（江苏）、罗文干（广东）、汪大燮（浙江）等，都是来自东南部的人，十占八九，又岂偶然哉。
袁世凯时代，执财政、金融、交通、实业等牛耳者，东部以皖系为台柱，北四先生周学熙是旗手；南部以粤系为核心，大老板是财神梁士诒。但见台前幕后，来来去去都是一班东南人，西北人几无置喙余地。
周学熙
周学熙，安徽省建德县人，豪门之后，1893年中举人。与大名鼎鼎的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周”，两人都是排行第四，张称南四先生，周称北四先生，二人都是实业界的翘楚。梁士诒则是广东人，1903年，在北京应考经济特科，名列前茅。他向袁世凯条陈时政，指出铁路事业是当前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他建议成立全国性的铁路管理机构。日后证明，这个建议，对维持北洋经济，意义殊为深远。
把梁士诒与周学熙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背景，作一比较，也很有意思。周学熙出身在北方的阀阅世家，在安徽拥有4000多亩土地，他的家庭与农村的旧势力，唇齿相依。而梁士诒的父亲不过是南方乡下的一名教书先生。由于地理关系，在南方对世界大势了解得比较清楚，必然对梁士诒的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交通系控制着中国主要的铁路干线。这些铁路几乎全是外资兴建，因此，交通系和外国财团的关系，必然十分密切。而以“利权回收”为理想的周学熙，比较完整地继承了洋务新政时代“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源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原则，对外国资本采取排斥态度，显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
周学熙是办银钱局，鼓铸铜元起家的。1903年袁世凯委派周为“直隶工艺总局”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为北洋官营实业中心，初设天津的草厂庵，后迁至城东北的玉皇阁。工艺总局的宗旨，归纳为三点：“保护商利”、“打开风气”和“奖励实业”。总局还创办了一所工艺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的学校，设置了化学、机器、化学制造、绘图等专业。在周北四的努力下，天津迅速成为北方工业的重镇。
各种新办工厂，有如雨后春笋般，在海河两岸生长起来，1905年，直隶工艺总局从官银号贷款银20万两，开办了北洋官造纸厂。一个官府投资实业的高潮，随之而来。著名的北洋劝业铁工厂、北洋烟草厂、万益织呢厂、天津造胰公司、北洋火柴厂等，大股东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官僚。作为近代工业楷模的启新洋灰公司，主要投资者包括袁世凯、周学熙这些官僚集团的核心人物。
1915年，担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雄心勃勃，要在华北建立一家神话般的“华新纺织有限公司”。它将在天津、郑州、石家庄、青岛设厂，并将触角伸向了山西和陕西。号称拥有10万枚纱锭，规模之大，实属空前。它还向政府申请在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赋予30年专利权。如有其它商人在上述地区经营同一事业，应由该公司合并。
中央政府对周学熙大开绿灯，很快就批准了华新公司的要求。以梁士诒、周自齐为首的交通系，亦不甘后人。周自齐利用担任农商总长之便，否决了华新公司的专利申请，同时自己则酝酿创办资金为150万元的裕亨公司和资金为250万元的裕元公司，与北四先生争利。在现代社会，工商业竞争本属平常事，但在中国，却渗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往往演变成权力派系斗争。两系人马，勾心斗角，互争雄长，闹出诸多插曲。
周学熙和袁世凯有亲戚关系，又占据着财政总长的有利位置，他和政府中的文治派徐世昌、武力派段祺瑞，关系千丝万缕。就在华新公司出台前后，负责纠弹官吏的肃政史，忽向平政院弹劾津浦路局长贪污舞弊。袁世凯下令该局长停职候审。讵料案件扩大，牵涉到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和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全是交通系的地盘，闹得满天星斗，梁财神阵脚大乱，匆匆称病躲到北京西郊翠微山。
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之后，交通系元气大伤，为了尽快扭转被动局面，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帝制闹剧中，主动献身。梁财神尝言：“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就不要头。”结果大家都要头不要脸。后来的史家指五路大参案与洪宪帝制有莫大的关系，虽属逻辑推论，但也绝不是无中生有。
清末民初，由于工商业的急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大企业，已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这些大公司在创业和扩张时期，需要庞大的资金，远远超出了个人资本家所能承担的限度，传统的票号、钱庄，也不能适应了。于是，银行业应运而生。
民国初年，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赋予中央银行职能。曾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留学日本出身，当过短期的参议院秘书长—— 对组建中国银行的意义，有如下评论：“中国向来没有大公司，几千万的资本，千百人的股东，这种组织在从前的招商局略具规模，但仍非现代化的企业。中国银行成立，资本二千万，股东好几千，遇事依照法律，大家都能合力解决，为公司的利益着想。这种大公司的企业组织，可以说是从中国银行开始。没有大公司的组织，兴不起大的实业计划。”
中国银行是中国财政史上的里程碑，张嘉璈说：“中国以前发行钞票，总是不断供应，经常造成币制紊乱。中国银行对于处理财政部的贷款，并不依照旧的方法，而以发行公债等有限制的借贷，并不滥发行钞票而引起通货膨胀。像这样，便能使得财政近代化。”《张公权先生自述往事答客问》。台湾，《传记文学》第177号。然而，这个近代化过程，却长期受到政治的严重干扰，官商互相争夺控制权，充满曲折与困难。
1913年，交通银行由政府核准有代理国库和发行权。1914年，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提议中国、交通两银行合资设立新华储蓄银行。这三家属国家银行。另有中华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聚兴诚银行、盐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殖民银行，七家商业银行。10家银行总资本达2000万元。俨然成为一个新兴企业。
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大大刺激了中国民间的投资活力。民族情绪高涨，抑制了洋货的疯狂泛滥；铁路的不断延长，加快了工矿产品的流量和流速；银行的迅速发展，股票交易，世界性贸易市场的开发，这一切对中国实业，无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1916年，讨袁战争的燎原烈火，已烧遍大江南北。中央政府除了在军事上一败涂地之外，经济上也摇摇欲坠。由于各省相继独立，对中央的解款急剧减少，财政面临枯竭。由梁士诒任总理的“国内公债局”，先后发行三次国内公债，总额达到2000万元，而交通银行每次的认购额，均高居各银行之首，前两次已募得94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