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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辫帅虽是戆头，也看出段祺瑞从前曾带头劝宣统退位，故对复辟之举，绝无赞成之理，将来发动复辟，将难免一战。
正因为如此，段祺瑞才推举徐世昌上台，以牵制复辟派的力量。徐世昌一面发表维持总统、恢复内阁和解散国会的三大主张，一面将就任大元帅的通电拟好，随时准备发表。
从这时起，张勋已经注定要成为北洋官僚集团的牺牲品。
6月8日，张勋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即解散国会，他就不再充当调人了。黎元洪再次屈服。总统的软弱，大大刺激了复辟派的气焰。6月14日，张勋进入北京。
这时复辟已如箭在弦上，徐世昌的代表钱能训——光绪朝进士，官拜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御史、顺天府尹、陕西巡抚，一位资深的老官僚——突然从天津来到北京，和张勋秘密会晤，传达徐世昌的意见：对复辟是非常赞同的，并认为复辟后的国民投票制，比现在的共和制更为先进。
复辟时期的溥仪坐上正大光明殿
徐氏的主张大致有三点：一、给他以摄政王或类似的名义，掌握全部政权；二、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宣统为皇后；三、实行君主立宪。张辫帅嗤之以鼻，他再蠢也不会蠢到为徐世昌这种老官僚火中取栗。
交易没有谈成，徐世昌还不死心。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过了一天，钱能训带着徐氏的新方案，去而复还。他向张勋建议，复辟条件还未成熟，可以从缓，不如先设立元老院，掌握国中最高权力，由徐世昌、张勋、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担任，并请几个国民党人参加。
这是典型的官僚骑墙心态，首鼠两端，总想左右逢源。张辫帅把钱能训轰出门去，他要独立扮演一个勤王救世的角色。
7月1日，天刚蒙蒙亮，霹雳一声复辟。北京全城悬挂起象征皇权的龙旗。张勋向全国通电：“中国本为数千年君主之制，圣贤继踵，代有留贻制治之方，较各国为尤顺。然则为时势计，莫如规复君主，为各教计更莫如推戴旧君，此心此理，八表攸同。”②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正如张勋所预料的那样，老百姓对皇上重新掌权，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早已习惯于金銮殿上有一位天子，共和制度倒让他们无所适从。坊间一时出现“旗人咸喜跃若狂，妇孺互相道喜”②的欢乐场面。时人所撰《复辟纪实》一书，有更为详实的描写：“一时老少填充街巷，眉飞色舞，颇形热闹，而如北城一带，甚且击罄焚香，谓为天公保佑，望空跪拜，尤属不少。”翘生《复辟纪实》。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广东人马超俊记下了他在北京目睹的一幕：7月1日那天，他住在骡马市大街广东七邑会馆，天将破晓时，就听见全城鞭炮声四起，茶房王疯子推门进来，向他作揖道喜。马问有何喜事，王疯子说：“张大帅来了，宣统皇帝已经复位，我们要太平了，从今天起，会有廉价米面吃。”他说话时，满脸骄傲，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马超俊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
比过年还热闹的北京城里，出现了“沿城一带辫子多，城厢内外黄龙旗多，故宫门外红顶子多”的壮观景色。大栅京中报纸、衙门文书、布告，一律改奉宣统正朔，称“大清帝国宣统九年”。
但黎元洪坚决不交出政权，在一生名节的最后关头，泥菩萨变成了铁金刚。辫子军包围了总统府和官邸，黎对前来逼宫劝退的人说：“先生若以清室遗民来与元洪话旧，自当竭诚欢迎，若为复辟而来，今天我是民国大总统，我统御无方，使逆贼叛变民国，我当为民国尽忠，你是清室大臣，你也该为清室尽节，我们同归于尽吧。”《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当晚，他只身逃出公府，避入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
中国人并非天生的帝制派，但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几千年的积习。政客们都知道，要使中国老百姓接受一事物，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相信这一事物古已有之，只要能在古书里找到根据，总是可以说服他们的。
反对复辟的人纷纷逃离北京，但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文圣人康有为风尘仆仆赶入北京，欲助武圣人张勋一臂之力。康，广东人也；张，江西人也。虽然帝制派大部分是北方人，但他们只会坐在租界里长吁短叹，空话连篇，真正付诸实行的却是南方人。推翻帝制的是南方人，复辟帝制的也是南方人。这是必然乎？是偶然乎？历史如此吊诡，亦可怪矣！
张勋实行复辟之后，在北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虽然反对声此起彼伏，但真反对的不多，骑墙观风的居多。山西、陕西、甘肃、新疆等西北省份，在一片讨逆声中，更是装聋作哑，迟迟不作表态。梁启超和前清遗老周善培的一段对话，真实地反映出蛰伏于北方的大清遗民们的心态。
当段祺瑞在马厂誓师，挂起了“讨逆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时，梁启超劝周善培支持这场讨伐复辟的战争。周善培说：
“我不参加段讨复辟，不但我无参加的必要，段是辛亥最后的两湖总督，该不该讨复辟，他还需考虑；你该不该参加他的讨复辟，你更得考虑。”
梁说：“不讨张勋复辟，我们讨袁（世凯）就没有意义了！”
周说：“我们讨袁是替大清讨袁，不是替民国讨袁。革命党推翻清朝是对的，袁世凯始而利用革命党推翻清朝，已经该讨，他又进一步推翻共和政体，自己做起皇帝来。推翻共和国后由革命党去讨他，这个意义是永远存在的，同张勋复辟丝毫不相干！”
梁质问：“你就看着张勋复辟不问他吗？”
周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人去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
然而，以驱逐黎元洪为目的的段祺瑞，如果要重返政治舞台，就必须向张勋宣战。他并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是受现实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不得不走到共和一边，他要取得某些他所欲求的东西，就必须屈从于另一些他并不想要的东西，比如共和；同时要剥夺一些他所欲求的东西，比如帝制。
当初附和复辟的督军们，现在全都变了卦。讨逆军从天津杀向北京，曹锟的直军云集芦沟桥。近畿战云密布。第三天，双方接上火了。只几天功夫，张勋的辫子军就垮了下来。张勋躲进了荷兰使馆，复辟的衮衮诸公，顿作鸟兽散。7月8日，段祺瑞的使者在北京和各国公使接洽，请他们向张勋转达四项停战条件：一、取消帝制；二、解除定武军的武装；三、保全张勋性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只有两人必须下台，一是张勋，因为他捅了漏子；二是黎元洪，因为他引狼入室。
这就是阴谋的目的所在。
在一份以“北洋军界全体”名义发表的公启里，把复辟说成只是张勋一人妄自尊大，以为天下皆莫己若，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仅与此毫无关系，而且还竭力反对复辟，“迨至世续叩头流血，瑾妃痛哭阻止，”是张勋悍然不顾，把清心寡欲的逊帝挟上龙床，“与曹孟德欺人寡妇孤儿，何以异乎。”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讨逆军一再强调，复辟“纯系（张勋）一人之私，罪有攸归，法无滥及”，说穿了，就是不能滥及那个“孑身冲龄”的逊帝溥仪。溥仪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在整个事件当中，始终贯穿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和北洋官僚集团内部的种种阴谋活动。粉碎张勋复辟，与其说是得力于民主势力，毋宁说是体现了中国官僚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
从形式上看，除了两次短命的流产复辟之外，北洋政府一直是实行代议政制的。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代议制确实是一个美丽的理想。在政权转移之际，不再需要流血，不再需要暴力，不再需要宫廷政变。
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国会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一身兼具立法、民意、制宪三大功能，享有弹劾权和同意权。在法律上，国会是不被解散的。
在中华民国第一部《临时约法》总纲中，参议院排列在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和法院之前，便是对国会地位的肯定。然而，从民国成立至张勋复辟，国会已先后两次被强行解散。按照《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任期为三年，参议院议员为六年，但第一届国会两度解散，两度复会，中间又夹杂了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参政院、广州非常会议、北京临时参议院、安福国会之类的插曲，纷纷扰扰，一拖就拖到1924年底，实在拖无可拖了，才宣告结业，长达12年之久。因此，这个“老而不”的立法机关，自身的合法性，也是十分可疑的。
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个人，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不仅是段祺瑞或张勋的问题，这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的问题。
如果就个人修为而言，不可否认，民初的议员，不乏学养博厚、才智过人之辈。根据西方学者库柏所作的统计，在民国初年的参议员里，有31％是前清的官僚，有35。5％是民国的官僚，另外有24。3％是清代各级议会的议员。在众议院里，官僚的比例为33。2％，帝制时代的议员占了38。1％，他们大部分是科举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实业家和商人在参议院里只占1。3％。
从学历上看，也足可以证明这点。在参众两院议员里，具有传统功名的（包括进士、举人、贡生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