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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席卷全国。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举为军政府大都督。在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源自河图洛书的“八卦太极图”旗。后来有人说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本身动机就不纯，是伪装革命，“投机取巧”、“窃取革命成果”。
其实，阎锡山把八卦太极旗定为军政府的旗号，已经可以看出，这场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这正是他内心的理想所在，何伪装之有？中国的民主，就在八卦太极图下，开始了一幕幕痴人说梦的闹剧。
1912年，阎锡山兼任山西民政长，1914年，改任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嗣又晋任为同武上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6年改任为山西督军，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抱定宗旨，不参加中原逐鹿，以保境安民为目的，因此对外声明，晋军不出山西一步，但有来侵者，必惟力是视。阎锡山宣称，终北洋时代，晋军唯一一次杀出雁门，是张勋复辟时，段祺瑞在津门宣布讨逆，约山西派军参战，阎锡山派出了一个旅前往北京参加作战，战毕即撤回山西。《阎锡山先生答客问的自述》。台湾，《传记文学》第186号。
阎锡山采取门罗主义，关起门来一心一意经营山西。他痛感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现状，于是按照自己土财主的理想，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训诫来治理山西的宏图大计。
他的农村改造计划，从训练村一级的行政人员开始，以“民德、民智、民财”为施政大纲，从清丈土地、调查户口入手，以村为单位，村有村长，设村公所，村下面有闾，闾下面有邻。经过数年努力，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50万个邻长、闾长、村副、村长组成的基层干部队伍，管理着全省四万多个村庄。
他把“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作为宗旨，以期“裕民生、正民行、敦民风”，进而实现古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贤、友信、邻睦的理想。他还成立了好人团，大力宣传种地的人好，当兵的人好，推行育兵育农的政策。
1918年，阎锡山大力实施“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禁止留辫、禁止缠足、禁止吸毒和兴水利、种树木、养蚕桑。所谓“三事”，即造林、植棉和畜牧。他把信、实、进取、爱群，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推而广之。同时整顿村制，开村民会议，整理村范，订立村约，立息讼会，设保卫团，为“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的到来奠定基础。阎锡山甚至设想，以村自治作为起点，有朝一日，可以废除代议政制和政党政治，使中国人民行使直接民权。
1920年6月，在阎锡山的主持下，召开了著名的“进山会议”。与会者多是当地的名流耆宿。会议在公署后面的假山（阎锡山称之为“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开。历时一年，开始时只有12人参加，后来陆续有人加入，多至134人。会场也由“邃密深沉之馆”迁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
当直皖两系在北方开始兵戎相见，南方也被内部的战争深深困扰着的时候，阎锡山所考虑的，是如何在山西从事道德重建的大业。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能够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在这个浑浑浊世中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会议研究的目标，是“人群组织怎样对”的问题。阎锡山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质的一个生物体。按东方文化看，人的价值很高，号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与天地合德，人为天地立心。惟其认人之本体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义。如“仁者人也”一语，即足以代表东亚先圣先哲对于人生之观念。
人都是想过好生活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按照阎锡山的解释，消极地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积极地说，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别人也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己成物之谓也。过去圣哲对此持论，有所谓理想国者，有所谓死后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实现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就是阎锡山为这次会议定下的研究题目。
会议开了一年之后，对工业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业应有限制；除必须之大工业外，应偏重小工业”。
对商业问题的结论是：
“商业应有限制”。
对土地问题的结论是：
“土地公有私种。凡属农民生则自种，死则归公，产业既均，人欲亦遂。”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站在西北的立场上，对现代工商业，持怀疑与否定态度。1921年，阎锡山和到访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博士有一番谈话，谈到对工商业的看法。
孟禄是教育学的权威，他们的话题也从教育开始。阎锡山认为，人群赖文化以维持；文化以教育为代表。人群需要什么东西，教育即应预备什么东西。
孟禄问，人群现在需要什么？
阎回答：“近来我考察山西各县教育的结果，觉得作饭的人愈没有饭吃；作衣的人愈没有衣穿；作器的人愈没有器用。小民终日劳碌，若问他们作什么，他们便答说：‘我为你们作衣穿，作饭吃，作物用。’山西的情形如此，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使作饭者有饭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提出过，也尝试过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孟禄认为，在现代社会，要解决这个千古难题，就要用好的方法，改良农业、工业与商业，及改良教育，使人得到实用的知识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种结果。
阎锡山一听见工商业，立即摇头。他说：“我很早有个疑问，就是工商业发达的结果，人民是否真正能够得到饭吃、衣穿，与物用，我害怕工商业愈发达，作饭的人民愈无饭吃，无衣穿，与无物用。工商业发达的结果，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为坏事。”
他的理由是：别的国家工业发达，可运货来到中国换饭，将来中国的工业若发达，不知能运货到什么地方换饭。运往蒙古吗？蒙古人不作饭，怎么办才好？
在阎锡山的想象中，工商业和“走口外”、“闯关东”是一回事。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闯了上千年的关东，也没见人间天堂的出现啊！路通财通，道路工商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试看大江南北，铁路沿线无不是最富裕的地区，但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时，却偏偏要修成窄轨，与中原的铁路不接轨，弄得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
明清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就是因为它们因循守旧，不肯融入现代金融体系，才步入衰落之途。但阎锡山依然没有跳出晋商那种陈腐的思维方式。
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一切来自洋人的“思潮”、“主义”，统统抱怀疑态度。他自创了一门“公道主义”，并把它封为“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的万金油，是人类通向幸福之门。
究竟什么是公道主义？它听起来就像一个伦理学的概念。阎锡山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发明。不论场合，百说不厌。但他始终没有能够说清楚公道主义的基本要点，他只是夸张地声称公道主义囊括了一切主义的优点。他这么解释：
“公道主义，为各种主义之本源，乃宇宙间之元气。其为物也，是整个的圆之单体，非零星的枝节凑合。是时中的，非执一的；是养生的，非治病的；是灵活的，非板滞的。举一足以统万，执简可以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
他的灵感无疑是来自最古老的宗法制度。他所极力倡导的“用民政治”，乃是一种敬慎勿怠、宽容勿矜、礼让忠信的道德实践。他所赞不绝口的公道主义，集中了将家庭、社会、政治、宗教合而为一的文化精神。阎锡山所梦想的，就是恢复“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中国文化基础。
陈公博
中原大战时，陈公博为了动员阎锡山反蒋，曾到山西跑了一趟，他发现“山西对于新文化的接受，还是迟缓，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迟到20年。”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南方将领在分析阎锡山的思想时，毫不留情地说：“这位先生，自从在山西与世不通闻问，故步自封，绝不见有新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只邀些名士去讲旧学，受他尊崇。20年来，山西充满了儒释道三教九流的风气，和似是而非的学理，新一点的文化，简直不进山西。”
阎锡山认为他发明的“土地村公有”就是体现了公道主义。所谓土地村公有，即以公债形式把土地收归村公有，再分给农民耕作，受田之人到死时就把田还给村里；以直接税偿还收买土地的公债。这样既可以保证人人有田种，又避免土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中。这个被阎锡山视作得意之作的改革，在1939年就以失败告终了，弄得地主也反感，农民也反感，70％的人都不高兴。因为山西以自耕农居多，这个改革是先把土地公有，再重新分配，他们觉得这太不公道，当然怨气冲天了。
山西官场承晚清颓风，敷衍搪塞、瞒上欺下的道行，比儒家典籍要高深得多。阎锡山鼓励种树，大家就用草包裹树枝、鞭杆、木棍插在地上冒充树苗。阎锡山严厉禁烟，种、运、吸一并悬为厉禁，但1920年破获贩卖烟土、吗啡、金丹的案件，是1918年的四倍。山西禁种，烟土就从邻省大量涌入。
阎锡山对各县知事感慨地说：“六政考核处办理已经三年，有甚效果？像这样办下去，再办三年，也是无效。”他又抱怨：“照中央所定的法律，禁烟丹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