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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纲领第一条“驱除鞑虏”，把同盟会革命定位于“汉族革命”，这已经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偏离了正确方向。驱除鞑虏之后，是否平均地权就为最重要和最急迫的事情？如何平均？这一切，在当时人们已各持歧见。许多人觉得，平均地权并非急务，且陈义过高，不利于发展组织，建议删除。
但孙文认为革命成功后，要避免重蹈欧美日本的故辙，就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他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但何为“共和”？孙文向友人解释说，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可以上溯到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由此可证，孙文心目中的“共和”，与近代世界的民主制度，扯不上什么关系，欧、美、日的模式全是“覆辙”。他承认他的理想是怀古的，不过，“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1年版。
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孙文的共和思想都是十分混乱与模糊的。他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也无任何具体实施计划，直到1924年前后，才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搞出一个二五减租的方案和制订劳动法，但始终没有认真贯彻。
南方人并不是天生有民主、共和的基因，而是由于地理关系，长期耳濡目染，较易接受西方的文化概念，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强势话语，于是借钟馗打鬼而已。从洪秀全的皇上帝天父始，以迄于今，各式各样的“改良”、“变法”、“革命”，概莫能外。
在孙文的心底里，也许更多地把自己视作天下寄其身的圣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领导。他成立同盟会的目的，是希望把它变成全国帮会组织的大同盟，以“驱逐鞑虏”的旗帜，一统江湖，号令天下。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所谓“天运”者，乃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在讨论成立同盟会的会议上，有人对孙文的理想表示怀疑，提出质问：“将来革命成功，先生其为帝王乎？抑为民主乎？”当时孙文、黄兴均默然相对。现场气氛变得十分尴尬。安徽党人程家柽急忙打圆场：“如果吾人之心中，苟无慕乎从龙之荣，则君主无自而生。今日之会，只问满清要不要打倒，不问是帝王还是民主。”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他的回答很妙：如果你们都不想做臣子，哪来的君主呢？
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民报》周年纪念会。赴会者竟达万人。孙文在会上宣讲革命方略，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五权分立的民主国家。其大旨可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听众们如醉如狂，欢呼声、鼓掌声如同暴风骤雨。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然而，大会刚刚结束，同盟会为了革命军的旗帜式样，便发生了一番明争暗斗。孙文建议采用青天白日旗：旗帜上一轮白日，周围是十二道叉光。青色代表平等，白色代表博爱，十二道叉光代表干支之数，富有中国味道。
其实，这面旗子是当年兴中会用过的，如果同盟会沿用之，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但实际上兴中会早已消亡，同盟会中有兴中会历史的人，不过寥寥数个，如何能令以黄兴为首的、人数最多的华兴会信服？
黄兴提出反对青天白日旗的理由是：这个图案与日本太阳旗相似，“有日本并华之象”，应尽快毁弃。不如改为井字旗。井字代表井田制，井田制同样很有中国味道。与孙文信赖日本的态度相反，黄兴对日本没有多少好感。
孙文绝不稍让，坚持用青天白日旗，因为在以往的革命中，“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决不能放弃。井字意思虽好，图案太缺乏美感了。双方愈吵愈激烈，黄兴甚至怒不可遏地声称要退出同盟会。
这些革命家们在策划推翻帝制时，脑子里充满了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憧憬。
最后黄鬍子为了团结，虽然十二万分不情愿，也勉强接受了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从这次争论中，感觉孙文不易共事，有了另起炉灶的打算。他辞去同盟会庶务干事一职，离开日本回国，到东北和白山黑水的会党联络去了。
其实，这场争吵完全不是什么美感问题。因为这面旗帜将作为一个永恒的标志，载入史册，所以采用谁的旗帜，似乎就等于承认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几乎每个政治家，都沉浸在同样的梦想中。
【叁】当孙文向皇权宣战时，他相信会有3500万帮会成员追随他的革命事业。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把人们团结在一个团体中，不是主义的成功，而是秘密帮会的成功。
旗帜式样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1907年农历新年刚过不久，孙文和胡汉民一起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划革命军事去了。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策动下层造反这一艰巨工作上面。尽管他游历过世界很多地方，能说流利的英语，并在香港公理会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对西方政治和社会具有比其他中国人更深的认识，但他在从事革命工作时，却更热心于利用江湖游民中的秘密帮会。据他估计，全国的秘密帮会中，大概有3500万会员会追随他的革命事业。
孙文他们经新加坡到了安南（越南），在河内设立秘密机关。孙文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以饮食业为掩护，招纳亡命志士。这是胡汉民第一次从事实际的武装革命。他发现在民间活动的所谓革命党人，竟大部分为江湖道上的绿林好汉、贩夫走卒。孙文在策动他们起义时，金钱的力量远远大于主义的力量。
孙文用来收买会党的钱，主要来源是靠西贡的银行买办曾锡周和巴黎富商张静江的鼎力支持。
张静江夫妇张静江是浙江吴兴南浔镇人，他的家族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他在上海设有通运公司、通义银行和大纶绸缎局，在巴黎、纽约均有通运公司的分公司，此外还兼营汇兑和其他进出口贸易。他本人长年住在巴黎。
孙文向胡汉民介绍张静江时说：
“他是一个很奇怪很豪爽的人。他曾经对我说，‘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发动革命时，我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Ａ、Ｂ、Ｃ、Ｄ、Ｅ的次序，Ａ字要一万元，Ｂ字要二万元，Ｅ字要五万元。这就算是你打电报给我要钱和要多少钱的密码吧。’”
胡汉民觉得这近乎天方夜谭。他问孙文试过没有。孙文说没试过，“但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信实人，不会说诳的。”这时他们正好急需一笔钱在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策动起义。胡汉民半信半疑，给巴黎拍了一个Ａ字电报，那边果然立即汇来一万元。他们再打了个E字电报，五万元也很快就汇到了。
胡汉民写了一封长信给张静江，说明这笔钱的用途，以示妥慎负责。张静江并不回信，只是托朋友转告：“我并不需要你们写长信，难道我是接到你们的长信才相信你们的吗？以后你们只要实行做革命事业，就胜于发长信给我了。”
现在，资产阶级的钱，开始源源不绝地流入江湖好汉的手中了。
胡汉民从河内到香港，协助黄冈、惠州会党起义。革命党在日本买了一批军火，用船运到汕尾。等到运载军火的船靠岸时，胡汉民才发现连装运军火的驳船、工人一个也没有，岸上反而挤满了瞧热闹的闲人。官府觉得事有可疑，派了一条兵轮前来检查。军火船只好匆匆避往香港，军火全让日本警方扣留了。
以后革命党在惠州、防城又发动了一连串的起义，虽然秘密帮会非常热心，每次举事，总能啸聚一帮徒众。但最后都是莫名其妙地失败了。
有一次孙文在一位帮会弟子身上发现一包毒药，他惊奇地问：“你总是随身带着这种东西的吗？”那个帮会弟子慨然说，“大丈夫死不足惜，一旦被擒，这就是我的唯一归宿。”孙文冷冷地说：“你很害怕被杀吗？你带着毒药，就是怕死的证明！我们广东人有句话，‘大丈夫自有人来杀我，我不自杀’。这才是革命者的气概，我劝你还是不要带这些毒药。”
在镇南关，胡汉民曾经追随孙文、黄兴星夜抢占一个炮台，准备向清军发动进攻。道路崎岖，行进艰难。胡汉民一介书生，从未受过行军之苦，刚爬到半山腰，就倒地昏迷不醒了。几位冒险家终于登上炮台。等到天明以后才发现，大炮的方向全是对着安南的，根本打不到中国境内。在他们中间唯一会打炮的，是一位雇来的有鸦片烟瘾的法国退役炮兵中尉，此刻正在一旁吞云吐雾。等他过足了瘾，象征性地打了几炮，然后匆匆撤离。
行动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但孙文就喜欢冒险，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有时重象征甚于重实际。孙文反清20余年，这是头一回亲自向敌人开炮，其象征意义非常重大。谁也没有指望这些冒险能够成功，包括孙文在内。它们与其说是军事革命，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更为恰当。其作用不在于一举推翻政府，而在于造成声势，使朝廷疲于奔命。
然而，由于不间断地发动起义——继镇南关之后，钦廉、河口等地相继发难，但无一例外地遭到失败——已耗掉了20万元，经济面临困境。那些能拿得出钱来的人，远离事件中心，对革命党募捐的用途，难免产生怀疑。筹款愈来愈困难了。而同盟会内部，因筹款问题，引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江、浙人与孙文交恶，双方形同水火，黄兴居中百般调停，也没有效果，江、浙人在党内发动了一场气势汹汹的“倒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