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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的代表马上表示赞同。
阎锡山建议到郑州和冯玉祥直接面商。当晚，阎锡山、汪精卫、陈公博一行人乘坐专列，直奔郑州。刚过顺德府，接到情报说石友三的队伍已经开始自由行动了，前面的路程凶吉难料。
阎老西急忙中途下车，掉头跑回山西去了。汪精卫硬着头皮到郑州，和冯玉祥见面。冯对汪氏主张也一口赞同。但这时他的军队，在陇海路上已一败涂地，西北军的好几名高级将领都领了南京政府的钱，拉着队伍过南京那边去了，陕西根据地也被夺了，几十万大军顷刻瓦解。冯玉祥和汪精卫分手后，便带着少数部队逃到了娘子关。
大家对局势的急转直下，深感绝望。陈公博事后感叹：“民国十五年时候，河南督军岳维峻手上掌着70多万兵，不两星期便烟消云散，我当时很骇异，以为逐个排头砍去，两星期也杀不了70多万人；但到了这时，我却恍然大悟，军心离散，真是不崇朝便如山倒，那么楚项羽垓下的兵卒，听了楚歌一夜散尽，的确并不是历史上的神话了！”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阎老西仅做了10天国府主席，便仓皇逃回太原。喧腾一时的扩大会议，转眼间风流云散，化于无形。
在这场史称“中原大战”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的手段，固然靠金钱收买、封官许愿，引人入彀，以资利用，并不光彩，蒋自己也承认：“时局虽有发展，一再离合集散，但策略难定——联此制彼或联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也。”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引自［日］古屋奎二《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版。但无论如何，他也的确使东部避开了一个凶险的关隘。
在一个中央政府已丧失权威，政治道德普遍趋于崩溃的年代，蒋介石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战事告一段落，蒋介石认为阎、冯、李这些败军之将，一时不易复起，便积极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他希望早日重建一个有权威性的、有效率的中央政府，使国家政治回归正轨。
立法院长胡汉民首先起而抵制，他以军政时期尚未结束，不宜行使训政约法为由，反对马上制订约法或宪法。他说如果有了约法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还不如没有。
然而，如果因为害怕不好好执行约法，就干脆不制订约法，是说不通的。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国家处于军政时期是军人独裁的最好理由，胡汉民作为文官，理应致力于结束军政，推进训政，但他竟然反对实行训政，而身为军人的蒋介石，相反却极力鼓吹结束军政，双方的政治态度，看起来竟如此吊诡，实为令人费解的咄咄怪事。
其实胡汉民是不想让蒋介石当总统，又不好明言。尽管在中原大战期间，他和蒋介石采取了一致的行动，但他绝不能容忍蒋介石独霸天下。
胡汉民
在推行训政这件事上，蒋介石遇到的问题，与当年孙文建立中华革命党时遇到的问题很相似。他以为可以依靠个人魅力，依靠个人的道德力量，绕开——而不是解决——所有政治障碍，由他领着党前进。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1931年元旦以后，胡汉民屡次就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发表演说和谈话，坚决反对制订约法，毫不退让。
胡汉民在南方有很大的号召力，为免夜长梦多，蒋介石在上海滩那套流氓手段，又派上用场了。
2月28日，蒋介石在家中设宴招待所有在京的中央执监委员，声称由于胡汉民对于约法问题，坚持反对，造成党内出现危机。他要求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一职。当天深夜，蒋、胡二人见面，两人有如贴错门神，一言不合便冲突起来，胡汉民大发脾气，把蒋骂得狗血淋头，他说国民会议不讨论约法，是中央党部的决议，既成决议，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主张了。蒋对他的指责简直是“发神经病了”。香江楼主《胡汉民被禁汤山始末》。存萃学社编集《胡汉民事迹资料汇辑》（第一册）。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
蒋介石十分担心胡汉民一怒之下，会跑到南方，或者躲进租界，于是，第二天，竟把胡汉民送上汤山软禁起来。消息传开，西南大为震动，一时飞短流长，不胫而走。反蒋声浪由暗而明，竟有高涨奔腾之势。
3月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通过召开国民会议制订约法案，并选林森为立法院院长。4月22日，约法草案经中执会常委会会议修正通过。5月5日，国民会议召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经修正通过，6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制宪人才，也愿意立宪，但从清末开始喊立宪，喊了20多年，大清倒了，民国继续喊，宪法（约法）草案搞了一部又一部，为了宪法的战争打了一场又一场，血流成海，死人无数，但就是搞不出一部举国信服的宪法来。
孙科中执会的会议刚开过没几天，4月下旬，新任立法院长林森竟联合古应芬、邓泽如、肖佛成三位监委，发出对蒋介石的弹劾案。紧接着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几十人通电拥护四监委，且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句。汪精卫的改组派、邹鲁的西山派等反蒋人物，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纷纷奔赴广东。
宁、粤分裂后，交通部长孙科作为孙文的儿子，以调人身份，仍然留在上海，但他和广东关系深厚，决难置身事外。蒋介石想把他拉到南京，但在南方代表麦朝枢、陈友仁等人劝说下，孙科最后选择前往广州。
孙科南下后，西南的声势陡壮。5月27日，各方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凡一、二、三届中央委员愿意反蒋的，均可以作为非常会议的委员。
非常会议是扩大会议的南方版。5月28日，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孙科、邹鲁等15人为国府委员。汪精卫还精心设计了两句政治口号：由建设而图统一；依均权以求共治。
纸上谈兵，固然漂亮，只是无用。
非常会议对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限其24小时内即行引退，也不过聊壮声威而已。非常会议基本上是一班文人政客的活动，西北军队已经无力参与，而南方的军队也是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宁粤双方对峙了数月之久，而终于没有兵戎相见。
当时，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是蒋派人物，被视为投机取巧的军人政客，广东开府以后，陈铭枢连夜出走香港。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兵围缴了省保安队的枪械，复派代表到兴国和十九路军联络共同反蒋。
陈铭枢亦从南京飞抵赣州，命令十九路军参加对江西共产党的军事围剿。本来，蒋介石叫陈铭枢到江西去的目的，在于对付陈济棠，但陈铭枢在暗中又和蔡元培等人秘密商定，利用蒋介石要十九路军图粤的机会，另开局面，即对宁粤双方实行武装调停，建立第三种势力，以控制整个局势。
南方风起云涌。7月，下达讨蒋令。驻美公使伍朝枢在华盛顿宣布降旗回国。唐绍仪写信给美国总统，劝他不要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的旧部石友三、韩复榘在北方又有卷土重来的迹象。
蒋介石四面楚歌，连喘息之机也没有。
然而，世事往往难料。当南方车辚辚、马萧萧，准备对蒋大兴问罪之师时，东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全国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剧变，反对内战的呼声响遏行云。
蒋介石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势。南京政府的代表风尘仆仆，直奔广州，和广东国民政府议和，并邀粤方派代表到上海举行正式谈判。9月26日，宁方代表抵达香港。
双方经过一再磋商，同意广东方面的四项条件：一、派十九路军驻沪担任警戒；二、宁粤统一后，蒋介石必须下野；三、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四、释放政治犯。
10月18日，粤方和谈代表汪精卫、孙科、伍朝枢、邹鲁、陈友仁、李文范由香港乘船赴沪参加和谈。经过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风风雨雨，10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位巨头在上海见面了。
汪精卫表达粤方的意见，大致可定三点：一、国府主席宜如德、法总统，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总司令制；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
蒋介石态度谦恭，对汪的意见一律赞成。甚至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凡胡、汪两先生同意之事，他无不同意照办。他若不行，请大家严责。粤方代表拒绝立即入京。蒋介石立刻同意和会在上海开，并明确表示他个人的进退绝无问题。
从10月26日开始，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判，一连三天，龃龉颇多，进展不大。孙科、李文范、陈友仁三位代表乘机拂袖而去。
随后，南京、广东和上海几乎同时举行四全大会。南京的四全大会由蒋派主持，广东的四全大会由孙科等粤籍委员主持。不久，改组派代表100多人退席到上海开会，也选出了一批中央委员。这时，汪精卫和蒋介石已达成秘密谅解，汪精卫主持党务，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介石则主持对日军事和围剿共产党的战争。
11月21日，在南京的四全大会第九次会议上，通过恢复过去在历次反蒋之役中被开除党籍者的党籍。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各同志前以政治关系，开除党籍，但实际上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一人而造成。”
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表辞职通电。
至此，各地的中委才首途入京。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氏夫妇乘飞机抵达宁波，转乘汽车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
临下野前，蒋介石已经把浙江、江苏、江西三省主席全部换成忠于他的军人，把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