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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一格的“运动”方式，是中国人的特产。他们有办法让任何一件严肃的事情，变成闹剧。
新生活运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绩？据说，“即使在走路的一个细节上，大家也懂得模仿英国人，靠着左边走了”。仿佛这是足以自豪的莫大胜利。
当然，在国民政府控制得最严的那些城市里，实际的成绩不止于此。城市的排水系统、自来水供应系统、道路系统的改造和修建，确实开始着手进行。批评迷信、简化丧礼，以及举行集体婚礼一类移风易俗的改革，也时时见诸报端。
不过，广土众民，鞭长莫及。出了东部数省，新生活运动，就成了市井乡愿茶余饭后的谈资。
尽管大多数中国人对新生活运动毫无兴趣，但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却持欢迎态度，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中国的混乱、肮脏和腐败。他们能够理解这种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学糅合一体的努力。
相反，远在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蒋介石为了转移人们对日本侵略的关注而玩弄的把戏。即使就新生活本身而言，也是过于道德化，根本无法把这些尽善尽美的礼教变成现实。因此，西方人无不嗤之以鼻，以“大而无当”作为对它的评价。
新生活运动是中国东部文化的标本，它是东西方结合诞生的怪胎。
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处透露着矛盾彷徨的苦衷。它既没有大西北那种人和土地、部族之间根深蒂固的原始缔结，也没有南方那种“山高皇帝远”的反叛精神。它夹在北方帝王之家和西方的民主社会之间，既想要熊掌，又想要鱼翅，结果变得不中、不洋、不古、不今、不伦不类。
一度生气勃勃的国民党，为了坐天下，而付出了让自己烂掉的代价。“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诚为鞭辟入里，千古春秋之评！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还是整个东部财团，他们的悲剧在于始终动摇于理想和现实之间。既想民主，又丢不下君临天下的梦想；既想土地改革，又不敢消灭地主（或者说想不到一个消灭地主的好方法）；既想把列强统统逐出国门，又想得到列强的资助。朝秦暮楚，首鼠两端。结果，在北方官僚制度的侵蚀下，在西、北、南方封建势力的三面包围下，在列强的环逼下，瞬将不敌，满盘皆输。
【叁】西安，历史的命定。蒋介石成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俘虏。这次事变，除了打破原有的政治格局外，还显示出非常深刻的地域政治的象征意义。
对蒋介石来说，西北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他一生极少涉足西北，一个江浙商人的儿子，在长烟落日、孤城寒角的大西北，能有什么作为？
西北对于张学良来说，也同样是陌生的。自从北平扩大会议期间，张学良领兵入关，高喊出“拥护领袖”的口号之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蒋介石唯一的军事伙伴。蒋介石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蒋介石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九·一八”后，东北军没有杀回老家，而是听命于蒋介石的调遣，继续转战华北、华中，又开赴西北，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
陕西是十七路军的地盘。西安绥靖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早在1933年就和四川的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并达成互不侵犯的协议了。他的条件是共产党不向陕西方面发展；帮助他把蒋介石的中央军赶出西北地区。他同意在西北军和红军之间建立一条交通线，向红军提供必需的物资。
他对东北军开入西北，开始也是疑虑重重，但很快就和张学良打得火热了。在杨虎城的影响下，张学良对和红军打仗愈来愈感到厌倦和消极。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此都表示出赞赏的态度。
1936年2月，中共的代表李克农、钱之光和东北军代表王以哲、赵镇藩在洛川举行秘密会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定，包括政治上东北军正式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经济上恢复通商，双方可以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协定从3月5日开始执行。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述职回到西安，第二天便飞赴洛川。他一下飞机就对共产党的代表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当天下午，张学良和李克农举行了正式会谈。
李克农的态度很清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都是中华儿女，应该枪口对外，收复失地。两军不宜再对立下去，应该尽快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张学良基本同意上述的几项协定，但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是不行的。蒋介石有国家政权、军队、财权，实力雄厚。抗日只有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李克农说，抗日统一战线包括不包括蒋介石，这要取决于蒋介石本人。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对此张学良加以婉拒，他强调说，离开了“拥蒋抗日”的原则，就谈不上统一战线了。
4月9日，中共副主席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举行了更高级的会谈。张学良再次强调拥蒋抗日的重要性。周恩来表示，如果能够把蒋介石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
张学良喜欢兵行险着，有点赌徒心态，这一点在中东路事件中，已经显露无遗了，现在他想出了一个“逼蒋抗日”的主意，具体而言，就是共产党在外边逼，他在国民党里面劝，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
在这次会谈中，共产党表示不一定要反蒋抗日，使张学良更加坚信拥蒋抗日是可行的。只要他想办法让蒋介石放弃内战的政策，共产党就再也没有反蒋的理由了，全国各党派的大联合，也就有实现希望了。
张学良和周恩来的会谈，达成了必要时和新疆、甘肃、宁夏结盟，形成西北四省抗日大联合，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迫其走上抗日道路的协议。自从西北军、东北军和共产党接触以后，一股逼蒋抗日的空气，在西北渐渐弥漫起来。
1936年10月，对西北一向敬而远之的蒋介石，鬼使神差地跑到洛阳过50岁生日。张学良以祝寿为名，把阎锡山拉到洛阳，一起向蒋介石进言，力劝停止剿共。但蒋介石竟大发雷霆，痛骂张学良“做事缺乏最后五分钟的坚定”。在洛阳军官学校纪念周上，蒋介石甚至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声色俱厉地说，“勾结日本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
12月2日，张学良冒着风雪严寒，再次到洛阳和蒋介石见面。张学良以“孙总理当年也搞过国共合作”，力劝蒋介石仿照总理先例，和共产党联合一下，也许是国难期间的一个办法。但如果蒋认为行不通，他也愿意把剿共军事进行到底。他建议蒋到临潼华清池休憩几天，和西北各将领见见面讲讲话。
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到了临潼。12月7日，张学良下决心向蒋介石作最后诤谏，但依然遭到蒋的严辞痛责。蒋批评他身为军人，打仗打不赢，就想投降敌人，还有点军人气概吗？他斩钉截铁地说：“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国策！”
张学良获悉，如果他不接受蒋的命令，东北军将被调往福建，西北军将被调往安徽。他和杨虎城都有可能被褫夺职务。
“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的学生在游行
12月9日，是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一周年纪念，由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和学联发起群众纪念大会，向军政最高当局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援绥救国请愿，印发了“欢迎蒋委员长来西北领导抗日救国”的宣言和口号。学生们说：蒋介石愿救国抗日抑愿亡国降敌，均取决于今天的最后一瞬了！
两万多学生浩浩荡荡开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省政府下令关闭城门，学生们一拥而上，把城门大锁砸开。守城的西北军都是同情学生的，一律袖手旁观，不加阻拦。学生们顶着怒号的北风，冲到铁路车站，准备乘车前进。但站长和司机都已经走避一空。有人振臂高呼：“我们步行去临潼！”大家立即轰然响应。
队伍走到十里铺，蒋介石的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对学生们说：“委员长明天就要进城答复你们的请愿，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人们纷纷传言，说前面的道路已经被封锁，马队已布满街头，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空气顿时变得一触即发。
张学良匆匆赶来了。他劝学生把请愿书交给他，由他代为交给蒋委员长。但学生们非要得到蒋的当面答复不可。如果缺乏大队餐宿的地方，他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张学良再三劝阻，最后，他发誓在一个星期之内，必定有满足大家心愿的事实答复学生，“我不欺骗同学们，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
学生们听众了张学良的劝告，率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根据什么把话说得这么死？私下他对杨虎城却表示十分悲观，觉得自己几已无可能改变蒋的立场。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清末就加入了哥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