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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州联合，所以宜仿美国采取总统制；现在各省已告统一，宜建单一国家，所以要学法国的内阁制。说穿了，无非是总统制有利于孙文独揽大权，便宜施政；而内阁制则是要钳制袁世凯，防止他独揽大权。
国家政制这么严肃重大的事情，也随便因人而易，可见“民主共和”的血清，在胚胎中就已经受到了污染。
迎袁专使合影：汪精卫（左一）、刘冠雄，左四起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键
两天以后，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派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为专使，北上请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是，幻想迅速破灭。袁世凯支吾其词，就是不肯动身。2月29日晚，北京发生兵变，乱兵抢掠多家商铺。流弹从南方使者下榻的旅馆上空呼啸而过。袁世凯正为找一个拒绝南下的理由挠破头皮，这场兵变真是及时雨，老袁大喜过望，连呼“天助我也！”
袁世凯借口坐镇北方大局，拒不南下。汪精卫、宋教仁诸人惊魂甫定，亦同意了他不到南京就职。
1912年4月1日，孙文正式卸任。偕同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离开南京，辗转南下。4月24日孙文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
孙文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喜忧参半。孙文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袁世凯不敢肯定，这位洪门大哥，是否真的会一门心思去修铁路，还是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为了摸清孙文的底牌，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文慨然答应了。
8月18日，孙文启程北上。8月24日，由天津入京，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当他乘坐的专车驶入前门车站时，军乐队奏着欢快的乐曲，儿童队伍唱着欢迎歌，礼炮轰鸣，人们挥动着帽子，掌声雷动。孙文乘坐一辆金碧辉煌的朱轮马车，车内衬着黄缎，驾以白马，前有30名骑兵开路，后有几十名军警拥护，从正阳门直入迎宾馆。
继孙文晋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南北巨头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文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氏乃官场上的千年老道，对孙文所说的，一律点头称是。
在一次宴会上，孙文豪情万丈地举杯对袁氏说：“愿袁大总统练200万精兵，孙文造20万里铁路！”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20万里铁路，并非信口开河，孙文在众多场合，都一再宣称他打算花10年时间，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他的计划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初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如果一位下野总统能够放弃长期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去从事铁路建设，亦不失为一桩垂范千秋的美事。不过他的计划太夸张了，中国的铁路，直到1982年（即孙文提出该计划70年后），才修了五万公里（10万里）。
9月16日，孙文、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八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这八项纲领，条条在理，但对许多涉及民主共和政体的关键问题，如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国会的地位、政党的地位、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等，却无明确说明。孙文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表面看来，北方搞政治，南方搞经济，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但天底下哪有这样的政治？南方既没有从事经济建设的环境，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更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计划。这种空口白话，双方都不会当真。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微弱的光芒一闪即逝。
留在北方的宋教仁，几乎是孤军奋战。他日夜忙于组织政党，这倒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袁世凯一向很看重宋教仁的才干，视同子侄，早在辛亥革命前就想招揽他入幕，只是双方没有谈入港。宋教仁以为有了政党就可以和袁氏抗衡。在原来同盟会的核心层中，他是唯一致力于使同盟会摆脱帮会影响和草莽英雄形象的人。
黄兴则自鸣清高，扬言“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孙文也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主张将国事完全交给袁世凯，同盟会从事社会事业。1912年10 月，孙文成立了一家铁路总公司，制订了一个耗资五亿元，修建一万英里铁路的空中楼阁方案。他劝胡汉民和陈炯明合作，把广东建成一个模范省。
与宋教仁的活动相呼应，陈炯明是一位在基层推动地方自治和民主建设的急先锋。他热情高涨，把模范省当成了自己的职志，在广东又是禁烟，又是禁赌，又是剿匪清乡，又是振兴商务，整顿交通，拆除街闸，安装路灯，疏通城市排水系统，忙得不亦乐乎。
到了这年的秋天，宋教仁的努力似乎有了结果。在他的奔走撮合下，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和同盟会终于合并而成一个大党——国民党。
宋教仁
由同盟“会”变成国民“党”，是一个进步。宋教仁追求的，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还要有实质的进步。后人批评宋氏援引大批官僚政客入党，以造成表面声势，结果把腐败的空气带进党内，致使国民党自创立伊始，其宣言党纲，以及人员，完全失去革命的主义和精神。其实，宋的原意并不是要搞五党合一，而是要解散同盟会，另造一个新党，但受现实条件所限，只能先走这一步。
在宋教仁看来，政党的意义恒不限于“革命”二字，欧美式的政党，纯以政见结合，并没有严密的纪律约束，与后来俄国的列宁式政党，是南辕北辙两回事。宋教仁的理想是走欧美的代议政制道路。孙文并不喜欢这个大杂烩党，虽然大家公推他当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他以要埋头修铁路为由，把职务交给宋教仁代理了。
宋教仁相信有了这个大党，就能控制国会，制约总统。国会正式开会时，议员主要来自国民党、民主党、统一党和共和党，但后三党的人数加在一起，仍不及国民党多。国民党稳居国会第一大党的位置。当时“北京之国民党，以所谓参议院派者占中坚，十八九皆宋派也。”著名政论家黄远庸感叹，“故北京之国民党本部，平心而论，实渐近政党之模型”。黄远生《宋遁初君死后之观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上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宋教仁以为在这场角逐中，已经稳占上风，因此开始到处发表演说，以在野反对党自居，公开指责袁世凯的种种劣迹，同时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教仁的组党和基层竞选活动，卓有成效，开创的局面，真有些气象万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现代民主色彩的事件。然而，中国这个有两千多年帝制历史的国家，又岂是一朝一夕可以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历史学家常说，袁世凯搞帝制搞得走火入魔，其实，走火入魔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宋教仁。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对自己的对手一无所知。
1913年3月21日，当宋教仁和国会议员乘搭火车北上时，在上海车站被人开枪行刺。宋教仁腰部中了一枪，大叫一声“有人刺我！”就倒了下去。
凶手逃进了夜幕沉沉的街道，消失无踪了。前去送行的黄兴、陈其美、廖仲恺等人急忙把他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但因为子弹有毒，终告伤重不治，年仅32岁。他的最后遗言是：“我为南北和解的苦心，被人误解，真是死不瞑目！”
宋教仁以推行民主实验开始，以进了烈士祠告终。呜呼哀哉！
追查凶手很快发现，幕后人竟是现任内阁总理和内务部一名官员。租界巡捕房把疑犯抓获，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由中国法院审理。这一重大政治丑闻，显然牵涉到袁世凯。大鬍子程德全把证据统统对外公布了。黄兴一时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曾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对付袁世凯。
孙文自辞职后，一直耿耿于怀，憋着一肚子气，这时终于有理由爆发出来了。上海车站那一枪打响时，孙文正在日本，他立即结束行程，赶回国内，25日抵达上海。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总理训词》。《国民党周刊》第2期。
但这时黄兴已冷静下来，改变主意了，他认为现在是民国，是法治时代，宋案可由法律解决，不应诉诸武力。他建议向北京要求成立特别法庭，公审宋案。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已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乃绝无仅有之事。如果国民党能坚守法律，利用强大的社会舆论，把袁世凯逼入法律范围内，对推进民主、法治，未尝不是好事。
但孙文对法律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它有任何作用。宋案只是一个导火索，其实早在袁世凯还没上台时，孙文就已经准备将来要推翻他了。在清末民初崛起的那一代革命者，恒有一种观念，认为破坏与建设是两回事，一定要先把旧的彻底破坏了，把地面打扫干净了，才能开始建设新的。因此，孙文终其一生都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