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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为了建构其宏论，把世界大卸几块，其中一块就是“儒教（翻译如此，其实也可译为‘儒家’）文明”，还把中国封为它的“核心国家”。亨氏的这本书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地方，其为甚者正是对于这个“儒教文明”的描述。而石氏虽然宣称“文明冲突论”是“欺人之谈，可以休矣”，却百依百顺地按照亨氏的划分，也把中国列为“儒家文明”的“覆盖地区”，并且告诉我们，这个“儒家文明”在中国“民间，作为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它的精神作用是无可取代的”。石先生在这样作的时候有几个疏忽。首先是疏于查看地图，因为要依“传统文化”来划分“覆盖地区”的话，中国大约有六成地方不在“儒家文明”的“覆盖”以内，被剥夺了跻身“中国文明”的资格。假如我们真要跟随石先生前进，那么中国的这些地方早在“西方大国（首先是美国）”扩张进来以前，已经被他奉送给其他“传统文化”“覆盖”的国家了。不是说有人阴谋“分化”中国吗，“文明覆盖说”正是适应这个需要的呢，石先生你想到了吗？其次，对于这“覆盖”小半个中国的“儒家文明”的“精神作用”，石先生又丢掉至少六成以上，只拣好听的说，而对那极端重要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存天理灭人欲”一套道统法统纲常名教则一字未提。在石先生看来，儒家文明的精神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民本主义精神；二是道德上的仁义尺度；三是对待外来文化的实用主义态度。”要是我们相信石先生，那么自清末以来特别是“五四”以还那么多先行者对于儒家纲常名教的痛苦反思和深刻批判，都会成为“话语恐怖”！他们认为，在政治上，儒学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道德上，“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顺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就不用我注明是谁在哪里说的了吧？）；至于“实用主义态度”即石先生热情地推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早已领有“牛体马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的讥评，从此偃旗息鼓多年，难得抛头露面了。考虑到过去几乎一个世纪之间儒学的“精神作用”，包括在“彻底反传统”的年代居然还把尊君崇圣的把戏推向极至跳“忠字舞”搞“三忠于”的痛苦历史，也包括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以后还皇帝戏叩头戏谢恩戏演个没完的滑稽现实，我觉得还是以相信梁先生他们的意见为好，石先生以为如何？第三，石先生不无遗憾地指出：“儒家文明虽然在中国民间有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历史，但自五四以来，它早已失去了作为国家学说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它一般并不是国家政治决策的根据。”假使我们相信这里所谓“儒家文明”的“主要表现”就是石先生归纳的三大优点，那么我们只能对“五四以来”的“国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和“国家政治决策的依据”之改变表示愤怒，从而干脆开展一个把中国拉回一个世纪的运动。谨考五四以前的“几千年”间，石先生所推荐的上述优点，特别是“民本主义”和“仁义尺度”，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王朝的“国家政治决策的根据”，因而也绝对不会占据“国家学说的统治地位”。
真是对不起读者，引着你们跟石先生跑了这么长的路，最后梳了长辫子，走进旧时代。识迷途其已远，必须马上止步。让我们和石先生就在这里道别。别了，石先生！
“关学”余脉：于右任、张季鸾和吴宓
？ 李廷华
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又经常被人提起。这几句话确实好，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都在这里面。于右任当年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统，把这几句话写了几千张条幅，遍赠国大代表。可惜，时不我与，势不我力。于右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还是被强力挟持着。梁披云等学生晚辈曾经劝他到南洋当隐士，是不知道他的心底幽微。看他晚年的那些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虽是悲歌感慨，总不脱儒者情怀。再且看于右任写于1958年的这首诗：“能养能生共几何，不教饭碗引干戈。将来麦子木瓜大，四季开花结实多。”朴质天然的民本思想溢于笔端。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还曾写下一首散曲：“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综而观之，这不是张横渠那几句话的现代翻版吗？
因为张载而有“关学”。张载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以后，有朱熹集其大成，使得“理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比汉学、玄学和佛学更加昭帜的“正统”。张载死后，还一度配享孔庙。其实，这都是身后的荣耀，张载的一生，虽然不能用杜甫的“艰难苦恨蘩霜鬓”来形容，但是也经常处于饔飧不继的窘况。他在早年最佩服的是傅介子、班孟坚一类立功边陲的“投笔从戎”之士，又有范仲淹这样文武兼资的现成榜样，德、言、功三立，俱在怀抱。范仲淹劝他一心致力于儒学，必有大成。在无涯学海中，他也曾经想在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中间寻找皈依，“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则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他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学说，使程颢大为叹服，说“《西铭》明理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自孟子后未见此书”〔2〕。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坂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陕西曾经是汉、唐朝廷的所在地，那些时代的文化名人灿若河汉星辰。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能够在学术上开宗立派，确实可以说是陕西的一个骄傲。陕西地处西北，虽然久为帝都，其实多为苦寒之地，是北方。北方人、北方文化，和北方的食品一样，没有那么多花样，形式的成分比较淡薄而崇尚质朴。这种“集体无意识”，甚至在中国的一切学问中间都分出“南派”和“北派”。诗歌、书法不用讲了，连昆曲这分明是产生于软语吴侬的玩意，也分出“南昆”“北昆”。钱钟书曾经说：“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3〕可是，大有名于学界的钱基博先生却于1905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舆地大势论》，公开提出大河流域民族即“北人”必须由长江流域民族即“南人”“处置”。钱氏的理由是“南人”交税多，对社会贡献大，在以后的代议制民主中应该居主导地位。第一个站出来批驳的就是于右任。现在收入《于右任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他的〈驳钱基博氏〈中国舆地大势论〉》。于右任在比较儒、道两家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若就文化而论，南老北孔，作者判断天然。按太史公谓老子为楚苦县人者，系从后日定之，其实苦本属陈，地势当南北两界之间，老子之非长江流域之生产物，可断言也。……然老子之厌世，与孔子之救世，二者孰有益于社会？平心论之，养成数千年不痛不痒之世界者，其学说大有力焉。”〔4〕于右任早年思想便有张载的烙印。于氏在历数“北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种种贡献以后，剀切言之：“北人，北人，勉力为之，宁使天下笑南人之失言，毋使天下笑北人之心死矣。夫同处一高度之中，则无人非主人翁。长江流域者，即大河流域人之长江流域也；大河流域者，即长江流域人之大河流域也。”钱锺书曾经说和他父亲学术路径不同，语焉不详，但是，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通达”方面，他和于右任倒是异曲同工。
于右任是张横渠在千载之下的一个期望。于右任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儒家正统当中特别注重“民胞物与”和“经世致用”的“关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一位和张载志趣学行相仿佛的“关学”传人——刘古愚。
说起刘古愚，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平生意态。戊戌变法，他以为是挽救中国的千载难逢之机，和北京的康、梁声气相投，成为陕西改良派的精神领袖，一时间有“南康北刘”之称（这里，陕西又成了“北”的象征）。陕西的第一家现代化的轧花厂，是刘古愚和朋友集资，从海外买机器建起来的。变法失败之后，他学习张横渠，在乡下办学，居然自己钻研，弄通了高等数学。他在陕西办学，既不同于为科举做准备的旧式私塾，又不同于新式学校，而是和横渠张载仿佛，教导学生“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教育宗旨，居然在大西北不胫而走，刘古愚被邀请到兰州创办甘肃大学堂（现在兰州大学前身），就死在兰州。陕西近现代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接受过刘古愚的教育和影响。于右任和张季鸾是刘古愚的及门弟子，吴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