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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约汉娃仍D之间的君臣关系和权力界线。
十月初二日，一道五六百字的上谕郑重宣告：
朕即冲龄，茕茕在疚，仰蒙皇考付托之重，遗大投艰，不惶自恤，幸蒙两宫皇太后保护藐躬，亲理大政。昨经降谕，令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敬谨会议两宫垂帘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
……乃自近年以来，事势艰危，一二奸邪乘间肆其蒙蔽，以至盈廷缄默，建议寥寥，言路久为闭塞，公论弗伸，事机愈益舛戾。朕以冲人，未堪多难，重赖两宫皇太后万机日理，王、大臣等黾勉翼为……特通谕中外臣工、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
这道上谕，以小皇帝之口，一再强调太后的“亲理大政”和“万机日理”，对恭亲王的权力和责任未置一辞，并要求中外臣工用人行政一切事宜均要向太后密奏。慈禧通过此谕获得了直接从密奏中控制用人行政的大权。
紧接着在载垣、肃顺、端华被诛的第二天，即十月初七日，内阁又发布一道上谕，对日常递交奏报的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第一步，各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均先呈两宫太后披览；第二步，交议政王、军机处等大臣详议；第三步，两宫太后裁夺；第四步，按照太后裁定意旨再由军机处拟旨；第五步，再呈请两宫太后审定正式颁发。
慈禧据此上谕获得了和皇帝一样掌握对日常行政事务处理的一切控制权，而奕訢对任何行政事务的处理，必须先征得太后的批准和同意。这是载垣、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在热河时给慈禧的深刻教训。当时肃顺等人把持朝政，大权尽落其手，慈禧母子俩受尽欺侮。这一点慈禧是铭记在心的，以致在处死肃顺等人的第二天，慈禧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这样一道上谕，目的其实很明显：防止奕訢日后擅权。
奕訢又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不会看不出慈禧这道圣谕的真意。圣谕颁布的第二天“声泪俱下”地辞谢世袭罔替，同时具折上陈，表明自己被委以重任，“当此中外多事之秋，深恐一时见识偶疏，致滋贻误”，于是再三思维，请饬中外大小臣工于用人行政各抒其见，意在使自己“得藉以多方历练，庶不致有陨越之虞！”诚惶诚恐之心跃然纸上。慈禧仿佛也感觉到了自己警惕过甚，遂即发布上谕，温语安抚，称奕訢“贤亲众著，朝野咸知”，当此国家多事之秋，为宗室贵胄，当与诸臣尽心竭力，以安国家利社稷，方不负厚望。
但安抚归安抚，十月初九日，内阁又奉上谕称：
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遵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从此，两宫太后的懿旨，即可以至高无上的“朕”的旨意宣示中外，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在政变之后的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界线，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十月初九日，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之后，两宫太后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讨论制定垂帘听政的章程。众位大臣为了力求完全符合慈禧太后的意思，反复地斟酌、磋商，前后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最后终于在十六日（18日）议定。至此，垂帘听政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第十章 垂帘前的议政王专政（3）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钦天监选定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仪式在养心殿隆重举行。殿内宽阔的御座上，坐着年仅六岁的新帝载淳，他就是同治帝。在他的身后，隔着八扇黄色纱屏，一左一右坐着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卯时一刻，随着礼亲王一声高喊，大殿外礼乐齐鸣，恭亲王奕訢率领内廷诸臣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鱼贯而入，伏在殿前行礼。至此，咸丰帝临终前所建立的顾命制度宣告结束，晚清慈禧垂帘、奕訢辅政的时代开始了。
实现了垂帘听政之后，慈禧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只有依靠奕訢，方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在当前局势下，也只有依靠奕訢的声望和才干，笼络官僚阶级，取得西方列强的认可与合作，方能使危难之中的清政府度过难关。于是她继续给予奕訢及其子女各种优厚的待遇。
十二月初九日，晋封奕訢的长女为固伦公主。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訢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和硕公主。可见，为了笼络奕訢，慈禧可以说开有清一代空前绝后之先例。
紧接着，又于同治元年元旦发布上谕说，恭亲王以议政王在军机处办理一切政务，勤劳懋著，加恩特许其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并赏其子载瀓戴三眼花翎。
至此，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其家庭成员，上至其母，下至子女都备受优待。
严格地来讲，垂帘听政实际上是反肃顺集团对于政权的一种瓜分形式。即一派是太后党，一派是恭王党。其中慈禧取得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力，而奕訢则获得了议政和施政权。辅政之后的奕訢，虽隐隐感觉到慈禧强烈的权力欲，但他认为垂帘听政制对他掌权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早在策动政变之时，诸多留京大臣都希望奕訢能仿周朝时周公辅助年幼的成王，成就一番事业那样，而成为新时代的周公。但奕訢并不想做周公，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这个时代，做臣子的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多尔衮和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鳌拜就是前车之鉴，他们都曾经是那么的权势显赫，却都不得善终，根本原因是他们侵犯了皇权。奕訢坚决不单独掌权，他只想在皇权的保护伞下，通过怂恿太后垂帘，希冀以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这是奕訢的聪明之处。
而且，就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两派力量相差悬殊，慈禧羽翼未丰，势单力薄，而奕訢则控制了朝中各大要害部门的实权，其心腹党羽遍布朝廷内外。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奕訢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两宫皇太后，达到自己在政治上掌控实权的真正意图。然而他低估了慈禧的野心和实力，他不知道，她决不会容忍任何人染指自己手中的最高权力。随着慈禧羽翼渐丰，两人之间的矛盾必然由隐蔽走向激化。
第十一章 平反冤狱 延揽人才（1）
收买人心，获得更加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是政变之后的当务之急。这一点，慈禧和奕訢彼此不谋而合。
奕訢深谙政权建立之初，平反前朝冤狱、整顿本朝吏治是一项行之已久且屡试不爽的统治方略。前朝肃顺专权时，“屡兴大狱，以示权威”，积压了很多冤案。但由于肃顺权大势大，当时没有人敢站出来申诉。新政权建立，人人急切地渴望有沉冤昭雪、释放冤囚、告慰冤魂的一天。
政变的第二天，少詹事许彭寿即上密折，请求将“五宇钞票案”尽早结案，并给无辜株连者昭雪。由于慈禧对该案了解不多，全权交予奕訢督促刑部办理。这个案子发生在咸丰九年，即1859年，是肃顺为排挤主管财政的大学士翁心存和户部尚书周祖培而兴的，它积压在奕訢的心头已经有数年了。
打击对象之一的周祖培虽然有借奕訢的力量扳倒肃顺出口恶气之嫌，但他积极参与政变，忙里忙外，确实为这次政变出了不少力，也该是给他点回报的时候了。另一打击对象翁心存，三代帝师，其门人、学生遍布朝野，可谓学界泰斗，士林的一面旗帜。三个儿子也深受瞩目，长子和次子为地方巡抚、布政，三子为咸丰六年（1846年）的状元。挽救了他，那可是收拢了天下士子的心。肃顺当时为了给奕訢一点颜色看看，也将奕訢的家人数百人牵涉进了这个案子，当时的小妾、现在的侧福晋桂儿的父兄，均受到牵连，这更不能说无关痛痒了。
“五宇钞票案”，也称“五宇官钱铺案”。咸丰年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朝廷不断地派兵前往镇压，耗费了大量的银两。为解决军费开支的困难，政府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铸造劣质大钱，发行钞票。当时有“乾”字编号的钱局共四处，“宇”字编号五处。肃顺奉旨查检财政时，发现“宇”字五号局欠款和官钱总局的账面不符，追查出一个贪污总额高达数千两白银的巨额贪污集团。这可给了肃顺一个显示自己权威和打击政敌的绝好机会。肃顺大动干戈，抄查家产数十家，拘捕数百人，南北两监狱关满了因与此案有关联的犯人。至今已两年有余，未能结案，弄得朝野上下人心不安。
奕訢积极推动此案的顺利解决。许彭寿上密折后的十月十一日，刑部即收到上谕，着令迅速结案，省释法不当罪的人，以缓解民众内心的疾苦。并特别指出：查处惩办污吏固然重要，但肃顺、载垣等人排斥异己、罗织罪名、作威作福的办案思想和出发点是错误的。刑部按照慈禧和奕訢的意思，不出数日，便查清案情，凡株连之人，不能查实的，一律释放。十一月初三日，两宫太后又再次下诏指出，此案株连太甚，打击面太宽，令迅即发还被株连者的全部家产。
曾经哄动全国的大案，在奕訢的主持之下，迅速结案。奕訢借此又赢得了朝野的欢呼和拥护。
大家看“五宇钞票案”很快就被平反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