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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写信求教李鸿藻。事过多年，荣禄才透露了殓奠的秘密。当时荣禄任内务府大臣，慈禧避开了那些好“遇事生风”的翰林院，派荣禄亲自前往殓含，并谕示荣禄：“尔等详细视殓，勿令人有疑辞。”荣禄听慈禧这么一说，反倒胆战心惊，殓奠时，未敢多看一眼，赶紧殓毕退下了。慈禧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更显示了背后藏有不可告人的隐密。
第二十章 慈安之死（4）
慈安丧葬事，慈禧令减杀礼仪。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慈安的梓宫是用的楠木，但却是由厚度不过一寸七、八分的多块木头拼成，这与慈安正宫的地位是不相符的。慈禧修园、自我享乐那么舍得花银子，对已作别人世的慈安却如此地苛刻，不知居心何在。在谥号问题上，慈禧又一反历代皇后所上谥法的规则，欲以“钦”字居首，以否定慈安的正宫地位。后翁同龢等人极力抗争，说：“贞者，正也。此乃先帝所命也”，且穆宗同治帝尊崇慈安二字，天下人对此也熟闻，谥号中必须用“贞”、“安”二字。最终，在坚持下，慈安才得谥号“孝贞慈安裕庆和敬仪天祚圣显皇后”。
至慈安崩逝，慈禧也不放过与她在地位上的争夺，慈禧对慈安的仇视之心可见一斑。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慈安就是慈禧所杀，但多方面事实反映，慈禧难脱干系。
慈安之死，对慈禧、奕訢均有影响。对慈禧来讲，慈安的死为其专权扫清了道路。尽管慈安生前清心寡欲，极少参与政治，不像慈禧那样有谋略和魄力，然而慈安的存在本身，对慈禧的专权就是一股巨大的威慑力量。有慈安在，慈禧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恣意妄为。慈安一死，政权尽归西宫，慈禧可以惟己独尊、专执国政而无所忌惮。从此两宫垂帘局面变为一宫独尊，光绪帝还未成人，慈禧大权独揽，人们尊称她为“老佛爷”，慈禧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奕訢的势力也就更加削弱了。
慈安的死，无疑使奕訢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多年来，慈安和奕訢与慈禧之间均有矛盾，奕訢多以“嫡庶之分”为由，通过支持慈安压制慈禧的嚣张气焰，慈安也多倚重和信任奕訢，无形之中，奕訢和慈安形成一种联合力量，来共同对付慈禧。如咸丰陵前的席次之争，诛杀安德海等等。慈禧感到势单力薄，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如在内务府、军机处相继安排进自己的人或者是牵制奕訢势力的人。慈安在时，尽管奕訢曾屡受打击，但因慈安的倚重，他依然能保住军机处的位子、执掌军机处大权；慈安一死，形势大变，慈禧不再受约束，同时由于自己的党羽势力大增，她对奕訢也就不再顾忌了。
慈安的死，使慈禧位及最尊，慈禧培植的势力也随之抬头，奕訢派势力则相应遭到压制。清议派攻击他的改革，七弟奕譞也攻击他崇洋媚外，这两种力量的抬头，使奕訢日益陷入孤立的境地。
七弟醇亲王奕譞早就想夺取奕訢手中的大权，这可以追溯到同治年间。当时两兄弟就因政见不同而不合，奕譞思想保守固执，对奕訢重用汉人、提倡向西方学习，表示不赞成。他曾向慈禧上折，“请摈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对奕訢“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奕譞尤其表示反对，在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上与奕訢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严厉指责和全盘否定奕訢的对外政策。1870年和1873年，奕譞曾两次密奏慈禧和亲政后的同治帝，两折的意思分别为请求剥夺奕訢掌管的外交大权和表示对奕訢掌管军机处中枢大权不满。奕訢上奏抗辩，此事作罢，但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人因此隔阂日深。同治帝死后，光绪帝继位，醇亲王以太上之尊，依靠慈禧支持任用私人，结党结派，势力逐渐盖过了奕訢。
慈安死后的一段时间，鉴于恭亲王的谙练老成，长于外交，慈禧并没有马上逐他出军机处。至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慈禧才算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借口，以奕訢为替罪羊，与奕譞合力，罢免了奕訢的一切职务，取得了双方多年来矛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从此，奕譞取代奕訢，活跃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当然那已是后话了。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1）
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訢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进入八、九月份，身体更是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直。十月，军机大臣王文韶因云南报销案受牵连，被开缺。奕訢得知后，心情更坏，病情加重，经常便血，无法入直，只得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2年1月9日），鉴于奕訢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
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訢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訢才重入军机。在奕訢生病的大半年内，李鸿藻受慈禧之命主持机要。经常与李鸿藻意见相左的翁同龢也进入军机处。这时朝野内外，开始共同注目来自西方国家法国的侵略。
法国侵略的策略是先侵占越南，进而以越南为跳板，打通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早在1787年，法国传教士百多禄就曾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并开辟一条通往中国内地的商路。
道光末年，法国不断派传教士和远征军作为先头部队侵略越南。
咸丰八年（1858年），法国伙同英国组成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后，又单独以武力攻占越南南方三省，并于同治元年（1862年），迫使越南与之签订《西贡条约》，割占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
同治六年（1867年），法军又攻占永隆、昭笃、河仙三省，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此前一年，法国的一个调查团在对中国云南和越南北方进行勘察后，露骨地说：“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出现在中国腹地的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末，安邺指挥法军相继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等地。越南政府邀请刘永福及其率领的黑旗军协助越南抗击法军。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迫使法军退出红河，困守海防。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
光绪七年（1881年），法国议会通过了240万法郎远征北圻的军费案。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海军上校李威利指挥法军再次进攻北圻，占领河内。次年3月侵占南定。在越南政府的邀请下，刘永福再次率黑旗军开赴前线，于该年5月19日在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设伏，痛歼法军，击毙李威利。越南国王授刘永福以三宣正提督之职。
光绪九年（1883年）四月，法国不甘心在越南的失败，法议会再次通过增加远征越南军费550万法郎和增派1800名侵略军的议案。法国总理茹费理继续鼓吹“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8月，法军兵分两路，攻入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与之签订了《顺化条约》，变越南为其殖民地。从此以后，法国便将侵略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并提出种种侵略条件，中法关系日趋紧张。
面对法军大举进攻越南，危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形势，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
主战者为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奕譞及湘系官僚，如左宗棠、刘坤一等。他们强调援越抗法是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就道义责任而言，中越存在着历史上的宗藩关系，越南受到侵略，中国“本应保护”。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早在战争之初，慈禧太后命令李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时，李鸿章因反对对法开战，坚决请辞。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我军的状况，要奕訢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第二十一章 甲申朝变，再遭罢黜（2）
奕訢或许由于久病体弱，无力顾及，或者由于几遭罢黜已无棱角之故，对战事一直持消极的态度，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訢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有一次在召见军机时，她竟然明确表示清朝不能再退让了，语意坚决。她一面命李鸿章、曾纪泽两人对来津谈判的法国特使提出的“划界撤兵，共剿土匪”的要求，坚持定见，一概不予允许；一面又令西南前线将领，督饬防营，严密布置，不能因法国言议和，就有丝毫懈怠。
十月初（11月），又发布上谕，派广西巡抚徐延旭饬令刘永福整军进扎，相机攻取河内省城，不可稍有退阻。并特别布置了山西和北宁的防守工作。上谕称“北宁为我军驻扎之地，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应令督饬官员极力捍御，毋稍松劲”，同时令云南军队固守山西，以与北宁成犄角之势；惩处不愿遵旨的云南巡抚唐炯，摘取顶带；奖赏英勇抗法的刘永福黑旗军十万两白银，按每月五千两的数目支给刘永福充做军饷。
见慈禧太后已明确主战，奕訢也随之附和“言战”，朝廷内外一片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