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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大战爆发。八里桥是由通州通向北京的要道，清廷认为此战关系到京城的安危、百姓的生死、天子的荣辱、国家的命运。这也是两个时代、两大阵营之间的历史大决战，一方是拥有数千年传统、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的大清骑兵力量，一方是经过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以炮兵为核心的英法近代化军队。此时，清军已被逼得无退路可走，因此，全体将士视死如归，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但是，血肉之躯怎能抵挡英法联军的枪林弹雨？这些大清的勇士们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副都统胜保中弹，受伤落马，全军将士伤亡惨重，清军全线溃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第五章 临危受命（3）
这一战清楚地暴露出大清王朝的外强中干，在武器装备和训练指挥等方面，清军比列强的军队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在这种力量悬殊的形势下，仅凭忠诚勇敢、白刃肉搏，妄图取得胜利，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历史何其严酷，而战争又是何其悲壮！八里桥的勇士们伤痕累累、满身血迹与尘土和在浓烟中缓缓倒下的身影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之中，定格在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的心灵深处，让每一个中国人记住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就在惊闻八里桥大败的那个晚上，咸丰帝召开宫廷秘密会议，决定逃离京城。此日，他发布上谕，将办理和局不善的钦差大臣载垣、穆荫撤职，授恭亲王奕訢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奕訢临危受命，无限感慨，自咸丰五年七月罢退军机，到今天临危受命，其间五年的时光，近两千个日日夜夜，上书房成了他的栖身之地，吟诗、读书、习字成了他生活的全部，表面的闲散实际上包藏了怎样一颗焦灼的心。对于一个素有强国大志而又目睹山河破碎的大清皇子来说，这是一段何其漫长的煎熬。不到生死攸关、万不得已的时刻，不是手下确实再也没有能干的心腹大臣，咸丰帝不会再次委以奕訢大权。不过现在，危难之中，他终于重见天日了。内忧外患，对大清来说是大不幸，但对恭亲王奕訢来说却是大幸。拥有出类拔萃才华的奕訢，本应该才尽其用，可偏偏只有在国之将亡、众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们才会想起他的存在。这是奕訢的悲哀，也是一个王朝的悲哀。
次日（9月22日）清晨，咸丰帝不顾“廷臣伏地力争”，在载垣、端华、肃顺等亲信王公大臣的扈从下，带着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和五岁的儿子载淳，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将全部残局交给了奕訢。
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出逃京城。这一日的车马队伍，没有了往日的威仪，有的只是狼狈。去热河的大道上尘土飞扬，车马寥寥，颠簸而行，咸丰帝深感愧对列祖列宗，一路落泪不止。他走得太匆忙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再多看几眼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皇城，他也万万没有想到，此次离开，他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督办和局（1）
咸丰仓皇出逃之时，京城危急。城外，英法联军气势汹汹，虎视眈眈；城内，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守城之兵无钱无粮，不足抗敌。奕訢在仓促之中接手，万事不备，形势十分严峻。
奕訢迅速理清思路，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就在他接到咸丰谕旨之后，即照会额尔金和葛罗，告知载垣、穆荫因“办理不善，已奉旨撤去钦差大臣”，准备派人“前往面议和局”，希望能“暂息干戈，以敦和好”。同时，他派人整顿城内秩序，安定民心，并挑灯疾书，草拟文书，严令各地勤王之师赴京守城。当他拟完最后一封文书，不由长长舒了一口气，向窗外望去，窗上已泛起一层光亮，天将亮了。
新的一天是随着一份圣谕一起来临的。
在昏黄的灯光下，奕訢打开圣谕，一行行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和硕恭亲王奕及其留京诸臣：此次北巡，事出有因，行事仓促，朕未能与尔等细商守城之事宜，今特发明谕，着令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文庆为留京办事王大臣，着令军机大臣文祥署理步军统领，义道、文庆、文祥驻禁城，周祖培、陈孚恩、藩祖荫、宋晋为团防大臣，守外城。奕驻圆明园善绿庵，专办抚局，不必亲见夷使，也不必进住城中，以免不测。
看罢，一阵酸楚涌上心头。想自己为大清朝分忧解难，殚精竭虑，皇上还是对自己充满了猜疑与顾忌，既没有被授予节制守城文武大臣之权，又不允许进住城中，就是与夷人和议，也由恒祺等人去办理，自己与前几任钦差大臣并无区别，仅是一议和大臣而已。
奕訢很快收到额尔金和葛罗的复照，复照要求先放战俘，声称在被俘人员安全返回之前，决不能“停止干戈”，“再议和好”。25日，又发出最后通牒，宣布三天内若不将全部战俘释放，并同意于通州签订条约，就攻占北京。奕訢等人认为，外国侵略者“狡猾成性，动施伎俩，即使放回巴酋等，未必几能罢兵”。而且巴夏礼等既被拘执，怀恨必深，如果放其回去，必然怂恿英法联军攻城，决不能轻易释放。奕訢的这一主张深得咸丰帝的赞同，认为所办“甚是”，并说“以后情形，实难逆料，朕亦不便遥为指示，只有相机而行”。于是，奕訢在给英法联军的复照中坚持先撤军，后释放战俘。初出茅庐的奕訢想得太简单了；敌强我弱，对方会就此接受撤军的要求吗？果然，额尔金于9月30日宣布拒绝交涉，将此事移交联军司令部处理，和议毫无进展。
额尔金在巴夏礼等人被俘一事上大做文章，似乎这是问题的关键，其实不过是一种拖延战术。经张家湾、八里桥两次激战之后，英法联军的军火消耗殆尽，无力骤然攻城。但自从大沽沦陷后就倾向主和的僧格林沁，此时却成了惊弓之鸟。他见英法联军“数日不动”，便以为其“另有诡谋”，请求咸丰帝命奕訢对巴夏礼“加以恩礼，妥为看待”，并一再陈述所带马步官兵屡次战败，士气不振，人心涣散。因而建议赶紧议和。八月二十日（10月4日），他竟别出心裁地派出一批商人“备牛羊千头前往夷军犒师请和”，遭到英法联军的侮辱和拒绝。他们夺走食物，却声称：“此国中大事，非尔商人所得闻也，必欲以和议请，须恭王自来。”于是恒祺再请释放巴夏礼。奕訢在这关键时刻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第二日，英法联军进逼德胜门、安定门一带；次日凌晨，进犯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所带各队，望风而逃，不战而溃。奕訢等人从圆明园仓皇逃至万寿寺，后又连夜迁往卢沟桥。英法强盗闯入圆明园中大肆劫掠，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劫难开始了。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园林，也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之一，素有“万园之园”的美称。它是在明代园林的基础上，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和咸丰等朝一百五十多年的不断增修扩建，形成了一座世界上罕见的宏伟壮观的宫苑。这座大型的皇家园林，融汇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华，堪称中国园林建筑最光辉的杰作，在世界园林建筑史上也享有盛名。园内陈设极为丰富华丽，不仅收藏有国内外极为珍贵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了大量的历代图书字画、鼎彝礼器和清代文书档案。它不仅是一处汇萃中外建筑艺术精华的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而且还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
第六章 督办和局（2）
关于这次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情形，《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在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发出的通讯中说：“据估计，被劫掠和被毁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镑。在场的每一位军人，都掠夺了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瓶，因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破……”
在大肆劫掠之后，英法侵略者还不满足，为了给清政府留下“赫然严厉”的深刻印象，也为了消灭他们劫掠的罪证，竟然四处放火，顿时，火光冲天，仿佛一张幔子，笼罩着整个天空，烟雾随着大风蔓延到附近的万寿山、香山和玉泉山的一些建筑。黑云压城，日光淹没，看起来就像一个长期的日蚀。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座经营了两百多年的、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和中外罕有的艺术宝库，竟然化为一片废墟。
残酷野蛮至此，天人为之共怒！咸丰帝得知圆明园被毁，悲愤交加，热泪不止。而奕訢，作为爱新觉罗的子孙，亲眼看见列祖列宗苦心经营的皇家园林被英法强盗付之一炬，心里也充满了无比的悲愤和痛恨；而作为留守北京的全权议和大臣，没有能力阻挡英法强盗的滔天罪行，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英法强盗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消息传到法国，当时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在一封严厉谴责英法联军罪行的信上，沉痛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欧洲人总是把自己看作文明人。对于我们说起来，中国人都是野蛮人。看！文明就是这样对待野蛮的。
在历史的审判台面前，一个强盗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侵略者劫掠了圆明园之后，奕訢见事已如此，“万不能再议抚局”，奏请奔赴热河。咸丰帝却在答复中要求奕訢于万难之中，设法极力挽回，以冀维持大局。
八月二十三日（10月7日），英法使臣约见恒祺，要求于二十四日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立即开炮攻城，同时在德胜门外放空炮示威。守城王大臣庆惠、恒祺、义道等人惊恐万分，按咸丰帝谕旨的权限，未与奕訢函商，便在二十四日（8日）擅自释放了巴夏礼等人。英法联军得寸进尺，于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