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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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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我可以帮助朝廷,但不能帮助〃太平军〃。 
        
   
第136节:第十二章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8)         
  在胡雪岩心里想,他是大清的臣民,通过帮助朝廷而赚钱,自然是从正路赚钱,太平军自然是〃逆贼〃,帮助他们就是〃附逆〃,由此去赚钱,自然不是从正路赚钱,违背了这一大原则,即使获利再大,也不能做。 
  
  撇开胡雪岩以大清臣民自居而鄙视太平军这一点不论,仅从做生意的角度看,胡雪岩的说法和作法,应该是很能给人以启示的。事实上,做生意不能违背大原则,要牢牢把握一个正路,即使仅从商人求利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必要的。做生意从正路去走,往往可以名利双收,即便一笔生意失败了,也有东山再起的希望。而违背道义,不走正路,必将遭人唾弃,一旦失败往往一败涂地,名利两失,不可收拾。不用说,一定要去做遭人唾弃、名利两失的事情,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 
  
  只有做到上述两点,做生意之人才算是君子,生意之道才能是正道。   
  学而思之:坚持从正道取财,虽然财富增加的速度要小一些,但因为它是正道,它能历经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能够持久存在而不会像那些从歪道取财的昙花一现一样。这是真正的智慧。 
  
  敢开风气之先   
  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胡雪岩     
  胡雪岩曾自述,〃作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三者缺一不可。〃单就眼光而言,他最高明的眼光莫过于开风气之先,去与洋人做生意。这也是胡氏发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海禁大开,可以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洋场生意同左宗棠西征一样,成就了他的事业。   
  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几个。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得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 
  
  结交洋场势力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互市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它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久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惟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第137节:第十二章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9)         
  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份人对洋人的玩艺顶礼膜拜;部份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的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那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了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正因如此,他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的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第138节:第十二章 胡雪岩的泰然之要(10)         
  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有着深远的意义。于整个国家,他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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