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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间谍者
第七章
罗杰·霍利斯在军情五处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威望的人。他固执而又缺乏朝气，
摆出一副指手画脚的权威架子。我得承认，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就连那些倾向
于他的人也怀疑他是否适合担任这种最高职务。同卡明一样，他是在战前那些日子
里和狄克·怀特结下亲密友谊的。狄克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却喜欢让一些能
力较差的人在他周围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潜伏着的危机，或许他是想用这种反差
来烘托出他的才能。霍利斯远比卡明聪明能干，尤其是在官僚艺术方面。可我怀疑
狄克或许会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远见和理想的人。
霍利斯认为，军情五处只能是一个小规模的辅助安全工作的机构，收集档案，
并进行一些有效的审查工作和安全保卫工作，而不可把手伸得太远，插手到像反间
谍工作这样的领域里。反间谍工作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才能取得结果，还要面临一些
抉择，并且容易犯错误。我从来没有听到霍利斯要军情五处执行重大决策而发表意
见，他也不考虑怎样才能使军情五处跟上日益加快的情报战的步伐。他不是一个具
有这种思想方式的人，他只有一个终身执着追求的简单目的——让军情五处和他自
己迎合白厅。这就得保证不出差错，还得付出一事无成的这种代价。
霍利斯生长在萨默塞郡，其父是汤顿教区的主教。他在念完克利夫公学和牛津
大学后，曾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去旅行过，之后在三十年代末加入军情五处。战争期
间，他任F 处的副处长，专门分管共产党事务。西利托出任安全局局长时，霍利斯
被提升为C 处的处长，负责各种形式的审查和安全保卫工作，如文件分类以及在所
有的政府建筑物里安装安全系统。由于他在C 处呆过，后来他当了局长后对C 处的
工作颇为关注。
一九五三年，狄克·怀特继西利托当上局长后，任命霍利斯为他的副手。从表
面看来，这是一项无可非议的任命，狄克动脑筋，订计划，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
有的实际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担任副局长的这段时期里，从未让我感
到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已高升到他所没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辈子甘当怀特的下
手和密友。这个极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闻已为众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书长
期眉来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怀特突然被调到军情六处后，她就
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局长办公室，那股过分的热情使霍利斯望尘莫及。我猜想，霍利
斯始终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一旦当上局长，便会以严厉地行使权势来遮盖这些局
限性，其结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们失去对他上台初期时所抱的一点好感。
霍利斯上任之际，正是英国各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濒临解体之时，这真是前所
未有的。从最初的年代以来，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关系一直很紧张。但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两个情报部门，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通讯总部（负责各种形式的通讯
和信号情报）在一个协调的情报官僚政治活动中首次成为伙伴（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见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的《秘密机构》一书）。可是不到十年，这种密切有效的关
系便几乎土崩瓦解了。军情六处对五处怀着敌对情绪，认为军情五处插手菲尔比案
件是毫无道理的举动，而且整个军情六处都认为，艾登任命狄克·怀特接替辛克莱
的职务是个奇耻大辱。
毫无疑问，军情五处与政府通讯总部最缺乏联系。战争期间，军情五处有一个
自己的信号情报组织——无线电安全处。在双重间谍制度的合作上，军情五处和这
个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无线电安全处主要截听并破译德国情报部门——Abwehr的
密码，使军情五处能够在德国间谍一踏上英国的国土时就把他们抓获。后来军情六
处为五处代管了无线电安全处。B 处当时负责监督甄别这些间谍，那些愿意和英国
合作的人转过头去开始向德国人传递假的无线电报告；那些拒绝合作的人则被处决。
但是，使用假情报能否成功取决于监听敌人对假情报接受的程度。通过无线电安全
处的无线电截听和破译德国军事密码之谜，负责双重间谍活动的“英里格马”二十
人委员会便会准确地知道，他们的骗招对德国军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响。 战后军情五处失去了他们在战时的知识分子的精华，对维持与信号情报部门的
联系已经失去了兴趣。早在战争初期，他们把对无线电安全处的控制让给了军情六
处。可是最大的障碍是政府通讯总部，他们心胸狭窄，死死地封锁着一切形式的信
号和通讯情报。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军情五处时，与政府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
仅限于让一个官员同通讯总部的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每六个月进行一次会晤。一九五
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会晤。这个经验是不成功的。双方似乎并没有意
识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一方面，通讯总部在冷战中帮助军情五处执
行反间谍的主要任务方面可以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军情五处在技术方
面的进步，它也有可能帮助通讯总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其中之一就是设法
检查俄国人是否监听了我们的无线电监视通讯。可是通讯总部代表比尔·柯林斯对
这种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探索表示出了轻描淡写的态度。
“对这样的问题我得请示一下，”他会这样说，或者说，“我确实认为我们没
有时间干那种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以不感兴趣。
“那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最好让他们去管。”
负责同通讯总部保持联系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 处的反
间谍专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亲是威尔士人，母亲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
爱橄榄球，并且具有多变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征。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战时曾
参与过双重间谍系统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负责双重间谍。他与通讯总部的联
系在“暂停”行动开始时便中断了。这是由他负责的一次行动，开始于五十年代初
期，当时通讯总部询问军情五处是否能帮助他们弄到在伦敦使用的外交密码的情报，
比思为此搞了“暂停”行动，让D 处在外国大使馆里发展的情报人员设法进入密码
室窃取情报。通讯总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废密码磁带，以便他们用于密
码破译。比思热情地接受了这项任务，但实际上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多数的
使馆密码室尤其是苏联集团的密码室，是最为机密的地方。要想让一个情报人员渗
透到密码室去，机会是渺茫的。尽管如此，比思还是在“暂停”行动中获得了一次
突出的成功。他发展一个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英国大使馆里工作的情报人员，此人能
够拿到主密码柜的钥匙。他按照莱斯利·贾格尔的指示，在塑胶上印制了钥匙的模
型。这是一把高级的查布牌锁，贾格尔使用的是优质塑胶，还用微测仪精确地量了
尺寸，最后复制了一把钥匙，能将保险柜的锁打开。情报人员成功地打开了保险柜，
复制了新送来的密码本。当时，这些密码还没有作为捷克外交密码来投入使用。通
讯总部破译了捷克使馆的外交通讯达六个月之久。后来密码突然变了，情报员也被
不明原因地解雇了。
从那以后，比思再也没有什么造就。我进入军情五处时，发现可以用技术设备
的方式来帮助“暂停”行动，而不是用情报人员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认的那样，
他不是一个技术人员，很难理解我的意见。他是唯一的一个被允许和通讯总部保持
联系的官员。如果我想让上面的人听听我的想法的话，我必须自己作出努力。最后，
我找了一个晚上约比思出去喝酒。我问他，如果我自己到切尔特南通讯总部去找那
里的人谈谈，他会不会介意。
“不会介意的，老伙计，”比思高兴地说，“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对这些无线
电玩艺儿不在行，我的职权范围是管束那些人类恶习。”
我约见了过去在海军的一个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讯总部的高
级管理人员。我向他解释说，我觉得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联系需要重新进行
全面的考虑。巴特勒为我做了安排，我们绕过比尔·柯林斯，直接见到了通讯总部
高级的密码分析专家休·亚历山大和休·德纳姆。
亚历山大负责通讯总部的二处，该处是主管密码分析的。他有一个言语不多却
勤奋认真的助手——德纳姆。六十年代德纳姆终于接替了亚历山大的职务。战争爆
发时，亚历山大加入了通讯总部在战前的前身——布莱奇雷公园。战时的德国密码
由他和艾伦·图林以及戈登·韦尔什曼负责破译。战后，图林到曼彻斯特大学去搞
电子计算机设计，因为同性恋的事，他被逼得自杀了。韦尔什曼则去了美国，专门
从事高级电子计算机的工作。这三个人当中，只有亚历山大独自留在通讯总部从事
和平时期的工作。他是一个出色的国际象棋赛手，又是个了不起的密码破译专家。
尽管他的工作和爱好都非常费脑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个平静的穿着花呢西服的
人。我敢肯定，由于他用脑过度，终究要使他的健康恶化。虽然他一生在乡下过着
安宁的生活，从不沾烟酒，但后来却突然死于癌症，当时年纪并不大。
我对亚历山大和德纳姆说，我奉命参加“暂停”行动，觉得军情五处对通讯总
部的工作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解释说，自从一九四九年布伦德里特委员会成立
以来，军情五处在技术上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在新型话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