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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访了国防科学情报所，向斯特朗将军询问了我是否可以对这些文件进行研
究。我被带到诺森伯兰德大街的一间房子里，那里存放着关于“归来的龙”的所有
材料。这些几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布满了灰尘。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从来就没有想
到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这简直令人惊叹不已。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龙”的材料进行了分类，不久便清楚了。有许多
“龙”科学家被详细地指示去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实验室搞技术情报工
作。我把我想要会晤的“龙”科学家的姓名拟成一张名单，过去那些汇报大多数是
由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军事人员主持，他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在收集情报方面非常
无知，我肯定我能从这些科学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国，军情五处驻德国的高级代表彼得·多梅森来接我，
他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国军事情报总部为我的会晤作了安排。五十
年代时，大多数情报官员都喜欢德国，那里是前线，工作自由而轻松。可多梅森对
柏林日益加深的紧张局面感到厌恶，他坚信俄国人不久就会企图吞并西柏林。
会晤进行得很困难，许多科学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国和美国讨好。我尽量提一些
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明显地是在迎合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莫斯科被监禁期
间受了许多折磨，他们的许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哪一边工作，这
也是不可能被忘记的。
在首次会晤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人就是研制“那玩艺儿”的，也就是美国人一
九五0 年在美国驻苏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国徽里发现的“那玩艺儿”。我很高兴，
他所谈的“那玩艺儿”的工作方法，与我那天在马尔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动房里所
预测的一模一样。可当我再次询问他时，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军情五处真是被沮丧
所缠绕着。我们知道克格勃已经布署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英国的研究舞台才
刚刚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关于“龙”科学家的报告送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审批。布
伦德里特积极劝我这样做：如果请求拨款的申请是两个局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更有
分量。报告经过会签后，送交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布伦德里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报告在委员会里引起了普遍的震动，以前从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为先进的方面
描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在报告里证实，克格勃通过“龙”科学家的努力，在某些
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监视设备方面，包括使用红外
线系统，这些使他们在四十年代末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由于布伦德里特的远见卓识，并通过他的专门委员会的努力，技术研究工作便
展开了。我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得补充更多的人力和物
力，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进一步充实研究计划。我又提交了一个军情五处和
军情六处的联合报告，它被人称为“技术文件”（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这份
报告里，我叙述了哪些领域需要取得进步，并强调研制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龙”
文件和“技术文件”的结果，整个情报界的技术研究，尤其是军情五处的技术研究，
在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中有了更加优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员会对情报部门获得
特种资金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们想把我们的需求纳人现行的国防研究计划，以此
来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我虽然还得四处乞讨，可至少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正当“技术文件”被列入考虑范围时，霍利斯介绍我跟一个叫维
克托·罗思柴尔德的人认识。此人战时在军情五处工作过，并为保证军情五处实现
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弹而获得“乔治勋章”）。他与许多官员，
尤其是与狄克·怀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相识时，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部
主任，控制着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个实验室。当霍利斯告诉他我已被任命为军情
五处的科学家时，罗思柴尔德表示有兴趣见我，并邀我到他在伦敦圣詹姆斯的一套
雅致的公寓里去共进晚餐。
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罗思柴尔德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智
力超群的科学家，又是皇家学会会员，精通植物学和动物学，对研究精子的结构抱
有浓厚的兴趣。他远远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与他交往的人有政界的，情报界的，银
行界的，文职部门的，以及国外的，全都是些传奇般的人物。英国统治集团犹如一
件无缝的帝袍，而这件帝袍常常要用罗思柴尔德这根针来引线。
罗思柴尔德对我的实现军情五处现代化的计划十分入迷，并向我提出了他的一
些建议。我很快就知道了，他对秘密世界的琐闻和诡计很感兴趣。我们很快就交换
了那些他仍记得的战时同事的故事，一直谈到深夜。我离开他家后，禁不住第一次
感到，有他作为后盾，取得伟大的成就是可能的。
罗思柴尔德主动把壳牌公司的一些实验室交给军情五处使用，并开始进行几项
技术发展工作，包括一种特殊的、主要用来保护长期埋在地下设备的润滑剂的研制。
这种润滑剂研制成了以后，可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广泛的使用。罗思柴尔德
建议我去见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副总裁威廉·库克爵士，请求他拨款。我和库克也
很熟，而罗思柴尔德又是他的挚友，罗思柴尔德及时的游说，使我的会晤变得更为
容易了。
库克仔细地听着我叙述我的要求。我的反间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发展技术方
法来击败苏联间谍的通讯。在间谍的掩护手段中，通讯是惟一的一个容易被攻破的
突破点。因为间谍总要同他的上司进行电文收发往来。我向库克解释说，“筏夫”
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武器——了解俄国无线电通讯。但我们还是迫切需要
新技术去攻破他们通讯的物理方法，譬如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如果我们在
这些方面获得进展，那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反间谍工作取得成功的机会。
“让我们马上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库克说。他拿起电话听筒，给他的一位
高级科学家弗兰克·摩根博士打了个电话。
“弗兰克，我要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搞一个新项目。他来了以后再向你解释。
你会很高兴的，他正合你的心意。”
这是典型的库克式的慷慨。他给了我两个主要的技术官员和一些低级工作人员
以及资金设备，供军情五处单独使用。我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拥有三十个人。研究
集团负担了两年当中的所有经费。之后，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同意由研究集团继续
资助。弗兰克·摩根是一个最为难得的宝贵的人才，他解决问题既热情又有眼光。
在两年时间里，军情五处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当时在美国所梦寐以求的成果。
密写技术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间谍先把作掩护用的假信写好，然后把一张特殊
的经过无色化学处理的复写纸铺上，在复写纸上写下密文，之后，把一种化学剂微
粒洒在信纸上，这样只有收信人才能把密文显出来。大多数的显示剂都是让化学复
写纸留在信纸上的痕迹显露出来，这样就能认出密文。只有使用相应的显示剂，才
能显出密文来。摩根发明了一种万能显示剂，是用放射性，避免了在检查密写信件
时留下痕迹而被人发现的可能性。
微粒技术是另一种在外国的间谍同他的上级进行秘密通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
把照片缩小到肉眼看不出的尺寸，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微粒一般是藏在邮票
下面，或在打印的信件的标点符号上面，或在信封的封口处。摩根用中子激活法来
发现微粒照片。
间谍通讯的第三种方法是死信投递，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间谍把一件包裹，
例如一卷已冲好的胶卷，放在预先指定的地点，他的上级随后去拿，两个人从来不
见面。克格勃常常给他们的间谍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空容器，可以看出是否被人偷
偷拆开过。摩根研制了一种软X 线技术，使我们在检查那些可疑的容器时，可以在
不打开它们或弄坏里面还没冲洗的胶卷的情况下，了解到容器里所装的东西。
摩根的四个项目中的最后一项是研制了一系列的X 线方法，用来打开先进的组
合保险柜。事实证明，这些方法胜过了贾格尔的撬锁技术。摩根的X 线装置可以从
外面读出保险柜的号码组合，从而使军情五处对英国的任何一个保险柜都能打开。
尽管在技术和研究方面有了进展，可军情五处在五十年代的反间谍记录仍然是
令人可悲的。狄克·怀特在一九五三年任局长之后，意识到这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
缺陷。战争时期那些有能力搞双重间谍案件的官员们大多数都离开了军情五处，或
退休，或像怀特那样被提拔到高级领导的位置。接替他们位置的人多半是些平庸的
原殖民地的警察，他们几乎没有反间谍的经验。战争时期，英国以压倒优势对抗德
国情报局，而现在要转变去与更老练、人数更多的俄国情报机构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他们这帮人对这种转变感到难于适应。怀特成立了一个新的反间谍处，即D 处。他
要求我主要向他们提供科学和技术的意见，可进展却很慢。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
D 处的人对我接触他们的机密表示反感，他们仍在他们技术无知中纵乐无度。我记
得当我用欧姆定律解释一些技术问题时，一位办案人员说：
“得了得了，彼得，老朋友，我不需要知道欧姆定律，我只着眼于大处。”
“天哪，”我的肺都快气炸了，